敦煌遗书S.2838《维摩诘经》的题记研究
　　□ 钱伯泉　《敦煌研究》 2007年第01期
　　内容摘要:S.2838《维摩诘经》是敦煌发现的一卷高昌王国写经。本文首先考释了题记中所说的“清信女”为高昌公主,“父王”为高昌王麹文泰,“太妃”为麹文泰之母张太妃,“王妃”为麹文泰之妻张氏。接着论述了麹氏王族、高昌张氏家族与敦煌张氏家族的关系。最后肯定此卷写经是高昌公主和丈夫至敦煌探亲和拜佛时施入敦煌某寺的。
　　关键词:高昌王国;麹氏王族;高昌张氏;敦煌张氏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5-0061-07
　　麹氏高昌王国是南北朝至唐初建立在西域的惟一以汉人为居民主体的国家,其居民多为“汉魏遗黎,因难播越”,经由敦煌迁居高昌的。因此,敦煌与高昌之间,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高昌王族麹氏、高昌张氏和敦煌张氏的关系,即是其中的典型事例。
　　敦煌遗书S.2838《维摩诘经》卷下的尾部,有一篇完整的题记,对研究高昌王族麹氏、高昌张氏与敦煌张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S.2838题记的移录和诠释
　　1.经生令狐善愿,曹法师惠核,法华斋主大僧平事沙门法焕定
　　2.延寿十四年岁次丁酉五月三日,清信女稽首归依,常住三宝。盖闻
　　3.剥皮折骨,记大士之半言;丧体捐躯,求般若之妙旨。是知全文玉牒,圣教真
　　4.风,难见难闻,即尊且贵。弟子生于宗胤,长自深宫,赖王父之仁慈,蒙姒母
　　5.之训诲,重霈法润,为写斯经,冀以日近归依,朝夕诵念,以斯微福,持奉父
　　6.王,愿圣体颐和,所求如意;先亡久远,同气连枝,见佛闻法,往生净土;增太妃之
　　7.余辉,益王妃之光华;世子诸公,惟延惟寿;寇贼退散,疫疾消亡;百姓被煦育
　　8.之慈,苍生蒙荣润之乐;含灵抱识,有气之伦,等出苦源,同升妙果
　　这篇题记的第1行有“经生令狐善愿”的题名,“经生”为专门从事抄写佛经工作的人,“令狐善愿”为此经生的姓名。“令狐”为敦煌大姓,敦煌发现的写经题记中多见令狐族人的“经生”,可见该姓从事抄经的专职人员不少。高昌王国也多有令狐氏,必从敦煌西迁。从这篇题记看,高昌地区的令狐氏也有专职抄写佛经的经生。第2行有“延寿十四年岁次丁酉”,其中“延寿”是高昌王麹文泰的年号,其“十四年”相当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即是公元637年,这年的干支恰为“丁酉”。同行有“清信女”三字,可见这件《维摩诘经》的主人是位笃信佛教的女子。第4～5行有“弟子出生宗胤,长自深宫”,可见这名“清信女”出诸高昌王国的麹氏王族。同行有“赖王父之仁慈,蒙姒母之训诲”,称高昌王麹文泰为“王父”,称麹文泰之妻为“姒母”,可见她必为麹文泰与正妻所生,是高昌王国的一位高贵的公主。第6～7行有“增太妃之余辉”一句,由历史文献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此太妃姓张,为麹文泰的生母,该高昌公主的嫡亲祖母。第7行有“益王妃之光华”,“王妃”指麹文泰的正妻,该高昌公主的亲生母亲。同行有“世子诸公”一句,“世子”指高昌王太子,由历史记载可知,当时的“世子”为高昌王麹文泰的长子麹智盛,担任“令尹”(宰相)之职,麹文泰死后,由他继位,做过短暂的高昌王。高昌王国设有“田地公”、“交河公”二职,分管田地郡和交河郡的政务,必由高昌王的次子们担任,辅佐高昌王和令尹治国。由历史记载可知,“诸公”之一,必有高昌王麹文泰的次子——归降唐朝之后,曾在唐高宗时担任过安西都护兼西州都督的麹智湛。
　　二 “王妃”、“张太妃”的身份和地位
　　在S.2838《维摩诘经》卷下的写本题记中,提到麹氏高昌王国末期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妃,她一定是麹文泰的妻子,这位高昌公主的亲生母亲。唐朝慧立、彦悰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玄奘被高昌王麹文泰连夜邀请至王城,下文记载欢迎玄奘时的情况:
　　门司启王,王敕开门。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云:“弟子自闻师名,喜忘寝食。量准途路,知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须臾,王妃共数十侍女又来礼拜。是时渐欲将晓,言久疲勚欲眠,王始还宫,留数黄门侍宿。方旦,法师未起,王已至门,率妃以下俱来礼问。[1][P18～19]
　　这里的“王妃”即是题记中所说的“增王妃之光华”的王妃,她是麹文泰的结发妻子,高昌公主的生母。从恭迎玄奘的情况看,这个王妃也一定是位虔诚的佛教徒。
　　玄奘在高昌城停留了十余日,先是请其国高僧王法师劝导玄奘留住高昌,勿住西方,玄奘不从。接着麹文泰又千方百计地亲自挽留,玄奘依然不从。最后麹文泰以强硬的态度进行威胁,迫使玄奘以绝食抗拒,即使每日三餐,麹文泰躬自手捧盘碗进食,玄奘只是端坐不动,如此三日,水浆不进,终于打动了麹文泰的心,文章接着记载:
　　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法师恐其不实,要王指日为言。王曰:“若须尔者,请共对佛更结因缘。”遂共入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还日请住此国三年,受弟子供养。若当来成佛,愿弟子如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等与师作外护檀越。仍屈停一月讲《仁王般若经》,中间为师营造行服。法师皆许。太妃甚欢,愿与师长为眷属,代代相度,于是方食,其节志贞如此。
　　后日,王别张大帐开讲,帐可坐三百余人,太妃以下王及统师大臣等各部别而听。每到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昇法座,王又低跪为隥,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1][P20～21]
　　这段文字中,又出现了高昌国麹氏王朝末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张太妃,她无疑是题记中“增太妃之余晖”的太妃,为麹文泰的生母,王妃的婆婆,这位高昌公主的嫡祖母。既然称之为“张太妃”,她必然出诸张氏家族。
　　麹文泰的生母“张太妃”及其正室“王妃”,也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阿斯塔那50号墓文书《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虎牙汜某等传供食帐一》记载:
　　[前缺]
　　1.细麺一[HT5,7]百[KG-*3/5]升[HT5F](斛),[XC]细米贰兜(斗)〖FK(1。3〗〖FK)〗〖KG-*5〗〖FK(WB0000D1。*5〗〖FK)〗
　　2.十人前十五日用。次虎牙 汜传。细麺叁[HT5,6”]百[KG-*3]升[HT5F](斛),[XC]米陆兜(斗),粟米壹兜半,供襄邑夫人前尼首师
　　3.贰人十五日食。次传细麺贰[HT5,6”]百[KG-*3]升[HT5F](斛)伍兜(斗),[XC]米伍兜(斗),粟米壹兜(斗)贰昇(升),供闫典褤下右禅师
　　4.肆人伍日食。次传细麺五斗,市肉一节,供各儿阿婆三日食。次传细麺壹[HT5,6”]百[KG-*3]升[HT5F](斛),[XC]细米壹兜(斗),供参军
　　5.义宣、张善海二人伍日食。次虎牙 汜传,市肉拾柒节,细麺壹[HT5,6”]百[KG-*3]升[HT5F](斛),[XC]细米壹兜(斗)半,供
　　6.襄邑夫人作食,送与张郎中。次传细麺伍兜(斗),市肉陆节,供送与侍郎涉弥子。次传苏壹
　　7.兜(斗),付明威庆怀用治赤威(韦)拾伍张。次殿中 杨传,白罗麺贰兜(斗),市肉三节,胡氐(爪)子
　　8.叁昇(升)作汤饼供世子夫人食。次宣威 曹传,油壹昇(升),用摩铠。次 阴传,粟米
　　9.贰兜(斗),供张夫人用作阿摩肾糜。次虎牙 汜传,市肉贰节,白罗麺壹兜(斗),供吴
　　10.尚书食。次传细麺伍昇(升),作饼;市肉壹节,供襄邑夫人前白元相食。次传细麺壹兜,供襄
　　11.邑夫人前索禅师食。
　　12.重光三年壬午岁十月一日
　　13.凌江将军高[2][P167～169]
　　66TAM50:9(a)
　　“重光”是高昌王麹伯雅的第三个年号,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此前高昌王国曾发生内乱,麹伯雅被迫逃往国外,后来借助外力,才得以平息内乱,重执政柄,因而改年号为“重光”,取其“重新光复”之意。“重光三年”相当于公元622年。上引文书的第2行有“襄邑夫人”一名,她无疑为麹伯雅的长后。大业五年(609),麹伯雅曾入朝隋炀帝,并从隋炀帝出征高丽,事后,隋炀帝将宗女华容公主嫁给他为妻。隋朝的“襄邑”在今河南的睢县境内,“襄邑夫人”很可能是隋炀帝给华容公主的封号。第6行“苏”为“酥”的借字,指从羊乳中提炼而得的羊脂油,俗称“酥油”。第7行的“赤威”为“赤韦”的异写,指红色的熟牛皮。同行的“白罗麺”指用细箩筛得极细的白麦麺。第8行的“汤饼”即小片状的汤面,俗称“面片子”。同行的“世子”指高昌王麹伯雅的长子麹文泰,“世子夫人”指麹文泰的正妻,即敦煌遗书S.2838《维摩诘经》卷下尾部题记中的“王妃”。第9行有“张夫人”一名,她应是麹伯雅的结发妻子,母家姓“张”,她无疑是S.2838 《维摩诘经》卷下尾部题记中所说的“太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说的高昌王麹文泰的生母“张太妃”。
　　写有这个题记的《维摩诘经》的主人,是高昌王麹文泰的女儿——一位高昌公主。她当时多大年纪?其后事如何?《武周长寿二年张富琳墓志》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可靠信息。
　　上柱国张君墓志
　　君讳富琳,字仁礼,西州高昌县人也。其源出自白水,分枝中夏,子孙相继……父隆为伪武贲将军、驸马都尉,身材挺特,武艺绝伦,慕化归朝,遂授长上校尉。君武贲将军之小子,乃是公主之所生……以长寿二 (年)二 (月)二 (日)卒於私第,寿秋五十有八,即以其月六日葬于城北原,礼也。(注: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张氏家族墓园内出土,该墓志编号为73TAM512:14,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其内容尚未公布。)
　　由此可知,按照麹氏和张氏结成的姻亲关系,这位公主下嫁给张门子弟张隆,并生了儿子张富琳了。由张富琳死于长寿二年(693),享年五十八岁推算,他应生于高昌王麹文泰延寿十二年,唐太宗贞观九年,相当于公元635年。若以公主二十五岁生育张富琳计算,则公主约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相当于公元610年。公主令人抄写《维摩诘经》为高昌王麹文泰延寿十四年,相当于公元637年,她约年二十七岁。三年后,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相当于公元640年,唐朝派兵击灭高昌,公主尝到了灭国之痛苦,是年约为三十岁。同年,唐太宗下令:“其伪王以下及官人头首等,朕并欲与相见,已令行军发遣。”就是说,高昌麹氏王族及张氏豪族等皆被俘往内地,后被安置于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这就是张富琳墓志中所说的“慕化归朝”,公主及其丈夫张隆皆在其内。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唐,侵袭庭州各地,高昌王国故地——西州成了平叛的前沿,唐朝将安西都护的幕府由龟兹迁回西州。为了调动西州的人力和物力平叛,唐高宗任命原高昌王麹文泰的次子麹智湛为安西都护兼西州都督,统领内迁的麹氏王族和张氏豪族等人西归故土,公主和丈夫张隆、儿子张富琳都在这时回到高昌,并为唐朝平叛和经营西域效力。公主和丈夫张隆必老死于故乡。其子张富琳也因此死后被埋入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张氏家族坟茔,这就是张富琳墓志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茔的原因。我坚信,不久的将来,在同一坟茔中,公主及其丈夫张隆的坟墓也会被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发现。
　　三 张太妃与张雄的亲族关系
　　1973年,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张氏茔地发掘了张雄夫妇的坟墓,获得一方重要的墓志,该墓志虽然题为“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太郡君麹氏墓志铭”,但是全文却主要记述其丈夫张雄的一生事迹,其内容是:
　　君讳雄,字太欢,本南阳白水人也。天分冀轸之星,地列燉煌之郡,英宗得于高远,茂族□其清华,西京之七叶貂蝉,东土之一门龙凤。则有寻源崐阆,倚柱凉城,附萼散于前庭,波澜流于右地,因家遂久,避代不归,故为高昌人也。祖务,伪朝左卫将军、绾曹郎中。父端,伪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并蒿菜巨雀,蹄发尺鲤,大成七代,实相亡韩;右侯一身,帷忠伪赵。公天资孝发,神假聪明,爰自弱龄,袭居荣职。衣冠黼黻,不以地望高人;礼乐诗书,不以才优傲物。属奸臣作祸,伪祚将颠,一出乾侯,兵缠绛邑。君执奉羁勒,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勋隆复郢。伪王返国,宠命偏优。拜威远将军兼都官郎中,答勤劳也,寻迁左卫大将军兼兵部职。公以太妃之侄,外戚之家,惧梁冀之奢亡,诫霍山之侈天,所寄逾重,所执帷谦,殚磬粟帛,散惠亲友。贞观之初,圣人启旦。占云就景,公怀事大之谋;阻漠凭沙,固有偷安之望。规谏莫用,殷忧起疾;成都石折,智士其当。以伪延寿十年二月甲申,卒于本郡,春秋五十。君主哀恸,归赠誺德,赠南平太守、护军大将军、绾曹如故。(注: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图版187,《张雄妻麹氏墓志铭》拓本照片。)
　　墓志铭清楚地追述,张雄的故乡为“南阳白水”,其高祖始迁敦煌,继迁高昌。从其祖父张务,父亲张端先后担任军政要职来看,高昌的张氏家族西迁已久,很可能时在麹氏王朝建立之前,并曾为麹氏王朝建国树立过奇勋,故而得以与麹氏王族世代结为姻亲关系。麹氏王族多娶张氏家族的女子为妻,麹伯雅之妻太妃明确记载姓“张”,麹文泰之妻王妃也必然出诸张氏,张雄因而得以称世代的外戚之家;而张雄及其子张怀寂、孙张礼臣的妻子,也都出诸麹氏王族。
　　自敦煌迁居高昌的张氏家族,最著名者,莫过于张孟明,他曾一度执掌高昌地区的统治权。《魏书》卷101《高昌》记载:
　　和平元年,(北凉沮渠安周)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其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相当于公元460年。“蠕蠕”即柔然,当时建汗国于蒙古高原,称霸于西域。和平元年,柔然出兵击灭踞居于高昌地区的沮渠安周的北凉流亡小王朝,扶立阚伯周为王,高昌最高统治者称王,自阚伯周为始。“(太和)五年”当为“十五年”的误写,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相当于公元491年。“可至罗”又多译为“阿伏至罗”,他原是蒙古高原高车族副伏罗部的首领,从属于柔然汗国。后为反抗柔然,率众西迁至“车师前部西北”,今乌鲁木齐市一带,创建了高车王国,与柔然为敌,因于太和十五年首先出兵攻灭臣属于柔然的高昌阚氏王朝,扶立张孟明为王。在张孟明的姓名之前,明确地标有“敦煌人”三字,可见他必然出诸敦煌的豪族——南阳白水张氏。
　　高昌王国的张氏家族人多势众,不但在阿斯塔那有宽广的家族坟茔,而且在高昌城中还有张氏聚居的一个坊区。吐鲁番阿斯塔那50号墓出土的文书《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康鸦问等传供食及作坊用物账》记有:
　　[前缺]
　　1.〖FK(1。3〗〖FK)〗〖KG-3〗��〖FK(WB0000D1。*5〗〖FK)〗�� [KG*4/5] 次传,肉一脚,供襄邑夫人用作糜。次传廾五节,麺二斛五斗、 米一斗、麺一斗,作羹。
　　2.供缝作女辈食。次传六节、麺五斗,供夫人作食,送与苟
　　3.侍郎。次传肉十节、肝肺二、羊头一,供康禅师舍用。
　　4.康鸦问传,麻一绂(把),用系练。次传黑毫五斤,驼毛六斤。
　　5.付阿监。清(青)毫十斤,用作毡簟缘,付张夫人坊中。十一月五日……[2][P173~174]
　　[后缺]
　　[66 TAM 50:32(a)]
　　“重光”为高昌王麹伯雅的年号。襄邑夫人应是隋炀帝赐嫁给麹伯雅为妻的华容公主宇文氏的封号。“张夫人”即麹伯雅的结发妻子张氏,为麹文泰的生母“张太妃”、张雄的姑母。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编者看到此件文书的记事多涉及女红,因此,把“张夫人坊”认定为“张夫人开办的作坊”,其实这是误解。从本文书第1~2行的内容看,为襄邑夫人缝作的女子很多,肉麺消费很大,但无“供襄邑夫人坊中”的记录,可见这些缝作女子是在宫廷中为襄邑夫人缝作的;作为王后的襄邑夫人不会有,也绝对不可能有属于她个人的作坊,作为麹伯雅的结发妻子张夫人也应如此。十斤雪青色的羊毛,是用来做毡蕈的边缘的,毡簟是日用品,数量又不多,无需动用作坊劳力,很可能是付给张夫人的亲近女眷们制作了。因此,这个“张夫人坊”只能理解为张氏家族聚居的坊区,绝不能理解为“张夫人的作坊”。
　　从历史文献、吐鲁番文书的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除麹氏王族外,张氏家族是麹氏高昌王国中的首要大族,其社会地位的显赫、政治作用的巨大是其他家族所不能比拟的。
　　四 高昌张氏与敦煌张氏
　　墓志中说:张雄“本南阳白水人也”,其祖先原是“西京之七叶貂蝉”,后来“依柱凉城”,“地列敦煌”,“附萼散于前庭”。可见张雄的祖籍为南阳郡白水县,其高祖迁居长安,子孙七代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后经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西至敦煌,其中的一个分支又迁居前庭(即高昌,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
　　敦煌遗书P.3556为《周故南阳郡娘子张氏墓志铭并序》,墓志的女主人“张氏”是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侄孙女、张淮深的幼女。除志文劈头标明“南阳郡张氏”,志文又说:
　　厥娘子者,其先著姓张罗之后,因而氏焉。家本长安万年县,子孙因官,寓居沙州,遂为敦煌人也。[3][P400]
　　可知张氏的祖先也是先由南阳郡迁居西京长安,再迁至河西的敦煌。
　　将两件墓志进行对照,可知张雄与张氏同源同祖,高昌张氏是敦煌张氏的分支,他们之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
　　敦煌张氏在唐朝共有两个分支,一支自称郡望为“南阳”,另一支自称郡望为“清河”。张姓在汉唐的南阳郡和清河郡都为大姓。敦煌的张氏迁居当地已经很久,对远祖的来历多已不知。后来虽有谱牒,也多始于南北朝和隋唐,对于晋、汉、先秦的祖先,皆为望风捡拾,着意附会,哪个姓张的地位显赫,名声卓著,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拿来充当自己的远祖,为本家族的脸面贴金。以致一门兄弟,在记叙自己的祖籍时,兄说“南阳”,弟讲“清河”。敦煌张氏此种现象最为严重;高昌张氏也有这种情况。实际上,两支张氏很可能是同祖同源,只不过被后人强自分离开来而已。
　　早在唐朝前期武则天执政时,敦煌文人编著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即将敦煌张氏和高昌张氏记作一家,都是后汉敦煌书法名家张芝的后裔,在该图经的《张芝墨池》条下记载:
　　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
　　右后汉献帝时,前件人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其池年代久远,并磨灭,古老相传,池在前件所。去开元二年九月,正义大夫使持节沙州诸军事行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上柱国杜楚臣上任,寻坟典,文武俱明访,睹此池,未获安息。至四年六月,敦煌县令赵智本到任。其令博览经史,通达九经,寻诸古典,委张芝、索靖俱是敦煌人,各检古迹,具知处所。其年九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乃劝诸张族一十八代孙:上柱国张仁会,上柱国张履暹,上柱国张怀庆,上柱国张仁会,上柱国张楚珪,上柱国张嗣业,文举人昭武校尉、甘州三水镇将、上柱国张大爽,□学博士上柱国张大忠,游击将军守右玉钤卫、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录(应作“镇”)守使、敦煌郡开国公张怀福,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上柱国张怀立,壮武将军行右屯卫、岷州临洮府折冲都尉、上柱国张燕容,昭武校尉、前西州岸头府左果毅都尉、摄本府折冲、充墨离军子将张履古等,令修茸墨池,中立庙及张芝容。(注: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见于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5～16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张芝(?～192),字伯英,后汉敦煌人。书法家,善作章草,后又简省笔划,创作今草,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推崇他为“草圣”。“效谷府”,敦煌郡的折冲府,其治所在敦煌郡城东北的罗城中,张芝的墨池即在该地。开元四年相当于公元716年。敦煌县令赵智本劝集的张芝第一十八代孙中,大多数应为本土人士,但是其中之一的张怀福,官为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唐朝的西州为平定麹氏高昌王国所设,其州的蒲昌折冲府,即设在西州蒲昌县城(今鄯善县城),其卫士皆由本土丁壮充当,其军官也大多出诸本地士族,因此,张怀福很可能是西州人,出自高昌张氏;其中之二的张怀立,曾任前行西州岸头府折冲都尉,岸头府折冲都尉设于交河城中,因此,张怀立也很可能是西州人,出自高昌张氏;其中之三的张履古,也曾任前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其出身应与张怀立相同。此三人原居西州,或出差,或探亲,正在故籍敦煌,所以被敦煌县令赵智本劝集整修远祖张芝的墨池和祠堂了。
　　或许有人会说,张怀福、张怀立、张履古三人虽在西州的折冲府中任职,但他们不是西州人,而是敦煌人,都出自敦煌张氏。他们所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的观点也有确凿的根据。西州有个张端,字令端,敦煌的张氏家族都承认他是清河张氏的后裔,与他们同源同宗,并写入了他们编纂的《敦煌名族志》中:
　　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赵王敖□□□准襄奏霍光妻显毒杀许后。帝以光有大功,窃(按当作“寖(浸)”)其事。襄惧,以地节元年自清河绎基(幕)举家西奔天水,病卒。子□□年来适此郡,家于北府,俗号北府张,史荣□□,子孙莫睹。游击将军上柱国西州岸头府都尉张端,自云其后也。(注:敦煌遗书P.2625,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1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张端,字令端。1972年,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高昌张氏墓园中,在张雄之孙、张怀寂之子张礼臣的墓旁,发掘到了张端的墓,墓的编号为TAM225,可知张端必定出身于高昌张氏。张礼臣死于长安二年(702),据张端墓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者为长安三年,若以唐朝官方文书的保存期为三年计,则张端约死于圣历三年(700),二人年龄相近,当为从兄弟。从墓中出土的许多文书内容看,至迟圣历二年(699),张端已在敦煌的豆卢军中担任子总管之职,因此,“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可能是他仕途发轫时的官职,必在豆卢军子总管之前多年。当时,他并不居住在敦煌,然而,敦煌士人在编写《敦煌名族志》时,张端却能当着编者的面说他是敦煌北府张氏的后裔,并得到了编者的认可,还作为特殊人物,写进敦煌北府张氏的内容中,可见高昌张氏一定源于敦煌张氏;这时的张端是探亲返回敦煌的,并非是做官客居在敦煌的;高昌张氏和敦煌张氏的往来比较密切,亲情很是浓烈。
　　张端的早期军职,与《沙州都督府图经·张芝墨池》中所记的张怀福、张怀立、张履古三人完全相同,这决非巧合;从姓名和生活年代来看,张怀福、张怀立应与高昌张雄的长子张怀寂为同辈人,这些都可印证,张怀福、张怀立和张履古也应为高昌张氏子弟,源于敦煌张氏。
　　张端墓中出土的随葬文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26件文书中,共有15件为豆卢军和墨离军的军事文书,另有6件为敦煌县的民事文书。张端任职为豆卢军的子总管,死于任所,豆卢军的驻所即在敦煌城北郊,因此,他死后,用豆卢军保存的废旧军事文书随葬是正常的事;但是,用敦煌县保存的废旧民事文书随葬则是很不正常的事。出现这样的现象,只有一种解释,即在殡殓时,在场的既有张端的家属和同僚,也有敦煌张氏在县府中为官的远房亲戚。那些豆卢军的军事文书是张端的家属和军中同僚随送的;而那些敦煌县的民事文书,则是敦煌张氏中的远房亲友们随送的。后来,按照当时的礼俗,张端的遗体被运回高昌,埋葬在阿斯塔那的张氏墓园中,这些豆卢军的军事文书和敦煌县的民事文书也随之来到千里之外的高昌。这个奇特的现象,也可证明高昌张氏源于敦煌张氏,至迟在张端生活的年代,两地张氏的往来仍然密切。
　　五 此卷高昌写经流入敦煌的原因
　　根据题记可知,S.2838《维摩诘经》原是麹氏王朝高昌国的写经,它怎么会流入敦煌,进入藏经洞的呢?
　　或许有人会说,该经写成之后的第三年,唐朝就出兵击灭了高昌王国。在一片兵慌马乱中,此经很可能被唐朝将士抢得,班师路过敦煌,又被施入寺中。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
　　我们知道,此卷写经的主人是当时的高昌公主,其父即是高昌王麹文泰。如果高昌公主没有特殊情况而外出,该写经必随公主置于高昌城内的王宫中。我们知道,唐朝平定高昌王国的经过是:大军一过伊州(今新疆哈密市)以西的沙碛,高昌王麹文泰即因惊吓而病死,其子麹智盛继位。唐军奋力攻克田地域(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乡古城),给麹智盛一个当头棒喝。唐军进围高昌,麹智盛自知不敌,当即出城投降。唐军兵不血刃,进入高昌,因此,不可能出现烧杀抢劫的现象。王宫、官府或少数达官贵族的豪宅,一定井然有序地被接收和清理。《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记载:
　　十四年,授行军总管,以平高昌。诸人咸即受赏,社尔以未奉诏旨,秋毫无所取;及降别敕,然后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军还,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并杂綵千段赐之。
　　从上列引文可知,唐平高昌,所得的战利品都是“子女玉帛”,通俗地说,也就是奴婢、珍宝和丝绸;取得的方式主要靠受降后的籍没。战利品中的一部分,在高昌时,即以赏赐的形式分给各级将领,另一部分则在凯旋时运回朝廷。因此,麹氏王宫中的这件普通纸质写经绝对不可能遭到唐朝将士的抢劫,也不会当作珍宝籍没。
　　或许有人又说:高昌灭国后,唐太宗曾将麹氏王族内迁,可能这位高昌公主在内迁的途中,经过敦煌时,将这卷写经施入了某一寺院。
　　平定高昌后,唐太宗确实曾下达过诏书:
　　其伪王以下及宫人头首等,朕并欲与之相见,已命行军发遣。(注:《文馆词林》卷996《曲赦高昌部内诏》,适国丛书本。)
　　这份诏书的标题即为《曲赦高昌部内诏》,由“曲赦”二字可知,这些内迁的人,实际上都是异国的罪人,只不过受到了唐太宗的宽大处理而已。在内迁的人群中,除麹氏王族之外,还有“官人头首”。据前文引用的《张富琳墓志》,其中有张氏家族的人;据阿斯塔那第24号墓出土的《唐贞观二十年(646)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等几件书信(见《吐鲁番出土文书》五,第9~16页),其中也包括赵氏家族。这些内迁的麹氏王族、张氏家族和赵氏家族等“官人头首”,其人数决不会少于二三百人。他们都是由“行军发遣”的,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被唐朝将士押送东行的,完全没有行动的自由。因此,高昌公主即使随带这卷写经上路,也决无向敦煌寺院施舍的机会。
　　由《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知,高昌王麹文泰、其母张太妃、其妻王妃,皆是虔诚的佛教徒。从这卷写经题记可知,麹文泰的女儿也是佛教的“清信女”。张太妃及高昌公主所嫁的丈夫张隆,都出身于高昌张氏,高昌张氏又源于敦煌张氏,两地张氏常有亲谊往来。敦煌又是佛教圣地之一。因此,高昌公主的写经出现于敦煌,就只有这样一种可能:这卷《维摩诘经》写成的当年,高昌公主和丈夫张隆,甚至还可能有高寿的张太妃,共同东归敦煌探亲和拜佛,即于此时将这卷写经施入敦煌的某一寺院中。我想,只有此说,才是比较合情合理和合乎历史情况的。
　　参考文献:
　　[1]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吐鲁番出土文书(三)[M][3]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梁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