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的现象学诠释
　　□ 郝春燕　《名作欣赏(下半月)》 2006年第04期
　　摘要:现象学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最显著的标志是对世界的还原,即走向事情本身,这种思维方式对形而上学的从理论到理论的思维是一种突破,它揭示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坛经》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最显著的特点是佛性心性化,其探讨的核心正是人的存在。《坛经》中的心性化与现象学的意识还原有某种相通处,人存在的迷与悟的状态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现象学追问,对存在的遮蔽与澄明的分析有神遇的契合,因此在现象学的背景下诠释《坛经》是一种有启示有意义的尝试。
　　关键词:现象学 还原 存在 《坛经》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①。也就是说,“‘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而非某种‘立场’或‘流派’”②。海德格尔对现象学[Phaenomenologie]进行了词源分析,指出其意思就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③换句话说就是胡塞尔的那句名言:“走向事情本身。”④现象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现象学的还原,这种还原思维对形而上学从概念出发的传统思维进行了矫正。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基本要义是:“要认识真实的世界,就必须排除一切直接经验到的东西,将外在事物‘还原’为我们的意识内容即被当成纯粹意识对象的现象来理解。”⑤他的学生,另一位现象学主要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努力做的则是通过思与诗对人的存在进行本源性还原。他们认为只有在认识的本源处才能有“真实的实在性”。在现象学的背景下观照《坛经》的心性论、一念觉、顿悟见佛、不执著等独特的宗教观,可发现其中蕴涵着现象学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意识性的还原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坛经》作为佛教的经典,意在于启迪众生的心智,使之成佛,其对象正是人的存在。在探讨人如何在世间存在中,《坛经》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本源性的还原,与海德格尔将现象学与存在论结合的探索有着思维的相通性。
　　众所周知,《坛经》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它吸收了中国本土文化中道家与儒家的关于现实人生的学说、认识,将印度佛教的佛从至高无上的阶层还位到尘世众生之中,将因果轮回的彼岸追求拉回到现世的修行,将形体上的苦修化解为心灵的顿悟,实现了佛性人性化、心性化的转变。
　　《坛经》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将佛与众生在个体的心性中统一,心性论是《坛经》的思维方式的核心内容,佛、众生、心性与人的存在构成《坛经》的现象学思维的基本内容。在《坛经》中佛与众生已非两个类别的代表,而是人在现世的两种生存状态。“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般若品第二),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诠释这两种生存状态,即本真的生存与非本真的生存,换言之就是心性的澄明与遮蔽。至于存在者如何达到心性的澄明,慧能认为就是向自己的心性敞开。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般若品第二)
　　但是如何才是向自己的心性敞开,慧能由此提出迷的状态和觉的状态,也就是心性遮蔽与敞开的状态。他首先指出人们常常执著于外在形式的修炼,如静坐入定,诵读经文,这是迷的状态,他认为定慧是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定慧品第四)他认为内心与行为一致的才是真正的敞开,如说与心性同等才是修行的正途,同理,坐禅也不在形式,而在于心性的自身呈现。慧能分别对什么是佛,佛与众生的关系,什么是西方极乐世界,如何看待经文,以及定慧、坐禅、忏悔修行方法等方面做了心性论的解释,可以说也是对遮蔽与澄明进行了阐释和理解,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意识性还原。
　　从《坛经》中我们可以看出,迷与觉、澄明与遮蔽都取决于心性是否敞开,因此可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还原到心性,世界成为意识内容,而非认识的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外相与内相的统一。《坛经》从开始的偈语对辩就清晰地揭示了世界与人的关系必须面向世界本身。那句有名的偈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行由品第一),正说明世界是意识的对象,心动所以世界才动,这和胡塞尔先验的还原是一致的。胡塞尔的还原有三步,“第一步是现象的还原,强调直觉、想象、回忆作用的还原,使人们习惯的视野方向得以倒转,从面向客观转而面向主体、意识本身。第二步是本质的还原,即通过本质直观,以从变化多样的意识中直觉到其不变的本质及其结构,在诸种现象中直觉到保持不变的同一的东西。第三步是先验的还原,在本质还原之后,最后留下的部分是现象学剩余——纯粹意识,它包括自我(ego)、我思(cogito)和我思对象(cogitota)三方面。所谓自我,即先验的自我,这是一切意义的基础和意识构成性的基础;所谓我思,即意向性活动,包括意向主体、意向行为、意向对象以及意向方式;所谓我思对象,即指先验自我通过我思活动构成的对象”⑥。仁者心动的思维方式正与先验性还原原则相符,“即从现象中根本排除事实性,从而返回到作为一切意义的基础和意识构成性基础的先验自我”⑦。在慧能看来,世界与人的关系,就在于心性的状态,在于心性的敞开与否。若自见性,则无论身处事实上的西方还是东方,都能立即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与西方极乐世界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其实是心性执著的十恶八邪。“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疑问品第三)
　　此外,《坛经》中的思想还表明心性的澄明就是本真的存在,就是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通过心性论《坛经》对人的存在做了现象学的还原。将存在作为对象,也就是将存在者的存在作为对象,因为人的存在总是被遮蔽的,也就是众生状态,而人们的各种世俗情绪、欲望、烦恼都是在众生状态,在心性被遮蔽时才产生。所以《坛经》要探讨本真的存在,即佛的状态是怎样的,通过种种探讨、解疑,得出佛的存在方式即本真的存在方式就是不执著。
　　事实上,现象学的突出的特点就是力图消除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方式。《坛经》心性观同样改变了以往人们认识世界的主客对立的方式,力求返回到本性,强调心性,强调先验自我的还原。但与胡塞尔将存在、历史悬置不同的是,《坛经》并不排斥现世生活,而是要从现世生活的言行、吃穿住卧中达到不执著的本真状态。其心性的自足,倒与海德格尔的“一切放下”的人的本真存在的人的解放的境界相通。因此,心性论指引人到达的并非彼岸世界,而是在现世的不执著境界,从而解脱一切因执著而产生的尘俗的欢乐、痛苦、欲望等。《坛经》的心性敞开,其实就是不执著,无分别,内外无别,生死无别,定慧无别,色身与法身无别,善恶无别等等。无分别即是不执著,无相,无念,无住。
　　慧能讲法时谈到世俗之人在外执迷于相,在内执迷于空,若能接触外在的物象而又能脱离它们,不被迷惑;既能修行虚空广大的本性又不执著于空,就是不迷的境界,也就是佛的存在方式。“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机缘品第七)正因为佛是一种境界,而非一个存在的实体,慧能指出人的本性无区别,“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但是人的心性有迷悟的两种状态,悟性有愚智之分,需要启迪那些因执著而被遮蔽的人,但启迪众生领悟自性是不能说教的,只能启发,使其自悟。悟是经验性,体验性的,觉是在一念之间,是顿悟成佛。启不是说理,是非形而上的,不可执著于文字表象。慧能指出,说出的不是佛性,自身领悟的才是,“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行由品第一)因此依法修行,但不可执著于佛法文字。“但依此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次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所以当告诉别人什么是教义时,问有,则以无对,问凡,则以圣对,问圣则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付嘱品第十)慧能及门徒力求揭示道理,追求言外之意,使人悟道,从而到达不执的境界。启不以直说,而让人自己悟,这个悟在一念之间。悟正是现象学重视的直觉。对现象做直觉还原,才是本真的存在,面对心境的万相突然间领悟不执著的境界,就是自性自悟了。
　　《坛经》心性观虽吸收儒道的思想,形成的却是自己独特的心性观。庄子的物化、心与形的关系已经摆脱儒家的实,摆脱世俗的仁义礼智的执著,终究没去掉物与我的分别,心与形的分别。在《坛经》中已经消除了二元对立的分法,性相如如,在慧能看来,并无色身与法身的区别,色身是屋舍,佛在自性中。佛并非外在之物,“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此乐无有受者,亦无有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 (机缘品第七)庄子认为形是心的对立面,所以才有离形去知的坐忘,心虽然主宰形,仍然有形体支配的成心。表面看与众生与佛相似,实际有质的区别,一个心形仍然有分别,一却完全在心性自身中讨论执著与不执著。
　　心性论的思维方式展示了一种与儒家,道家不同的美学观。儒家注重的人是伦理礼仪的人,讲求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自然与人伦呼应,因此注重的是人的各种执著,以之认识人的存在。所以注重人格的修养,也就是德的修行。其美学思想就在于世俗人生,文以载道,主客二分思维,强调历史的可靠性,总从历史事件,历史上的贤人来讲道德伦理。道家代表老子所探讨的主要是自然之道,在美学影响上开创了追求自然真美的思想,反对儒家的教化论,追求虚静淡泊的人格境界,针对儒家的载道论,道家美学体现出得意忘言的言外之意的追求。庄子对人在社会中应如何处世做了精辟的论述,追求心灵的自由,心斋与坐忘终究还是将心与形对立,追求摆脱生命功利,礼教人伦的种种束缚而在精神世界作逍遥之游。《坛经》则力求探讨佛(人的本真存在)的状态,从心性出发追溯人的存在,并落实到个体的存在上,心性经验诠释个体存在。因此不执著的状态,圆融无滞的境界则成为美学上真如境界的启示。此外其本真的不执著,形成现象学的真实观,真实在意识的建构中,不执著于自然的文字意思,而是以自身不执著的意识去领悟真实。真实观美学启示了中国文论对“实录”“征实”的真实观的突破,开始对“身外之真”进行关注,在古代诗论中表现为言外之意,言外之境,重神韵,重神似。而顿悟的直觉意识形成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别材别趣的审美追求。禅是一种思维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参禅者通过直觉式的妙悟去体验自性,体验不执著的圆融境界,进入诗意的此在。文学艺术是存在经验的记录,文论家强调以自身的体验去认识作品,超越文字体悟诗意化、个性化的生存方式,也可以说正是源于《坛经》对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探讨。对《坛经》进行现象学的解读也许是一种误读,但在这种不同文化背景,超越时空界限的比较理解中,《坛经》带给我们的哲学思考和美学启示是丰富而有意味的。
　　作者简介:郝春燕,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①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②③④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M],三联书店,199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9页,第24页,第24页。
　　⑤⑥⑦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2版,第344页,第345页,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