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智旭大师的净土著述
　　业露华
　　佛教传人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教教义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佛教思想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佛教各派教义学说中，对中国广大民众影响最大的，却是理论浅显，通俗易懂，并以他力易行为特点的净土宗教义思想，自唐代以来，净土宗在社会上开始得到传播，到了宋明以后，净土思想更是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潮而影响着中国社会各阶层。
　　在明末清初的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藕益智旭对净土法门的弘扬，曾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智旭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僧人，他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卒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1644年，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明崇祯帝上吊自杀，作为明王朝的中央政府正式灭亡。但清兵人关后，江南部分地区的明朝旧臣不甘亡国，相继拥立了一些原明朝的皇室后裔自立，其中如南明的永明王，一直坚持到永历十三年(1659年)才最终失败，这一年已经是智旭去世后第四年了，因此，智旭的生活年代，基本上是明代的末期。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日益没落的时期，自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将近三百年间，除了个别阶段相对稳定之外，大多数时期都处于各种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宦官擅权，官吏无能，政治腐败，豪绅横行，再加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使百姓无以生计。特别是明代末年，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历遭水旱，赤地千里，尸骸枕藉，饥民常常流离失所，离乡别井。由于民不聊生，以致一部分农民被迫揭竿而起，走上了反抗之路。所以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末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现实生活的深重苦难，使民众强烈地盼望能过上安定宁静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宣传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教净土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民众精神上的需求，它要求人们追求来世的幸福，给人们描绘了一幅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画，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
　　宋明代以来，佛教界一些高僧，大多提倡净土信仰。如宋初的永明延寿，本为禅宗传人，但他十分注重净土法门，于西方净土，求往心切。相传他日称阿弥陀佛名号万声，在会通诸宗教义的同时，又力主禅净双修，以“理事无碍”之说，在理论上将两者加以融通，他的这种思想学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在明代，又有被称为“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株宏，以净土信仰为主而兼重禅教，大力提倡持名念佛的净土法门，其风化被于一时，成为一代净土宗师。
　　净土信仰在民间尤为兴盛，特别是结社念佛之风盛行于南方江浙一带。先是，有钱塘人省常，于宋淳化年间(990—994年)，在杭州昭庆寺聚众结社，结会念佛，专修净业。相传社中有比丘八十，大众千余，一时朝贤高谊，海内籍名。此后，结社念佛之风益发而不可收拾。如华亭超果寺灵照，元丰以后开净业社，每年初春以七日为期念佛，与会者常达二万之多，这种念佛社开始多由僧人主持，集会地点也多在寺院中，后来随着风气的增长，主持者越来越多地由在家居士担任，结社场所也渐渐从寺院发展至民宅。南宋时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有矛子元者，曾在淀山湖建白莲堂，劝道俗诸人修净业，他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又以“普、觉、妙、道”四字为各地徒众确立宗门，著《白莲晨朝忏仪》，规定一套礼忏仪式，由是形成一种以在家清信士为主的宗教团体。明清以来，佛教诸宗融合，西方净土成为各宗修行的归宿，在民间，净土信仰也更加向纵深方向发展。明代居士袁宏道所作的宣扬净土思想的著作《西方合论》，“会通异同，决释疑滞，阐发玄奥，直指归趋”，”在社会上流传极广。他与宋代的王日休一起，被人们誉为儒家的无著、天亲，论部之马鸣、龙树。袁宏道弟兄三人(袁宗道、袁中道)都信奉佛法，并虔修净土法门。此外如明成祖时的太子少师姚广孝，曾著《净土简要录》等，劝说众人除疑生信，求生西方，武英殿大学士严纳，作《乐邦文类序》，提倡本性弥陀说，等等。而同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大师，一生潜心于佛教经典和义理的研究，尤其精研天台、净土二宗思想，又以天台的五重玄义、一心三观等学说发挥净土教义，所著《弥陀要解》一书被后人称为“文渊深而易知，理圆顿而唯心”，o并被后世的净土教徒尊为莲宗九祖。
　　智旭大师俗姓钟，名际明，字振之，江苏吴县人，据他所作的《自传》中记，他少年时曾经极力地反对佛教，后来因读了莲池株宏所写的《竹窗随笔》等书，才开始信奉佛教，二十四岁出家，二十七岁起，他开始遍阅大藏，并曾为此而游历浙、闽、皖诸省，在各地阅藏。晚年，又以阅读大藏心得而作《阅藏知津》一书，这是一部对学佛初入门者很有参考价值的书籍，后来曾传人日本，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在佛教义学方面，他于禅、净、台、相诸宗均有研究，但又偏重于天台和净土教义。三十三岁时，他曾人浙江灵峰(今浙江孝丰县东南)，晚年又从金陵归居灵峰，因此后人常称之为“灵峰大师”。
　　智旭一生著述不少，他自己也曾说“犹忆初发心，便从事禅宗，数年后，涉律涉教，著述颇多”。他的所有著述，经门人坚密成时汇编整理，归为二大类：一为“释论”，一为“宗论”。所谓释论和宗论，据成时解释说，“专释一经者，由《释论》；概宗十二部经自成名句者，曰《宗论》”(成时《灵峰藕益大师宗论序》)。《释论》部分收入他所著的疏解经、律、论的著作共四十余种，近三百卷。其中主要的有《阿弥陀经要解》、《大乘止观释要》、《起信论裂网疏》、《教观纲宗并释义》以及《阅藏知津》等，其他如法语、序文、普说、答问等杂著则收入《宗论》之中。
　　智旭所作关于净土教义的著述，最重要的是《阿弥陀经要解》一书。在《宗论》中，也有大量阐述净土思想的论著。此外，由他选编的《净土十要》，亦是一部弘扬净土法门的重要著作。
　　《阿弥陀经要解》又称《弥陀要解》，是智旭晚年所作疏解《阿弥陀经》、发挥“持名念佛”的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一起，共同被称为“净土三经”，是净土宗所宗奉的主要经典之一。此经着重描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国土之美妙胜境，以及持名念佛的往生修行方法。经文的篇幅虽然短小，但因经中所描述的境地引人入胜，不仅所说的语言通俗易懂，而且所讲的内容既简单又易行，因而历来受到净土宗人的重视，即使一般的佛教徒，也常常把此经作为早晚功课必诵的经典之一。关于此经的解说和注疏之作有很多，如明代的云栖株宏曾作《阿弥陀经疏钞》，另一位高僧幽豁传灯又作《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这些疏钞对智旭的净土思想形成和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他认为这些注疏“广大精微”、“高深洪博”，但缺点是“文富义繁，边涯莫测”，容易使“初机浅识”者“信愿难阶”，无所适从。所以他自己另外又作《弥陀要解》以释此念佛法门。
　　智旭所作的《阿弥陀经要解》，先依天台宗注经的惯例，以五重玄义(即名、体、宗、用、相)来概说一经，他认为此经是以能说(即指释迦佛陀)和所说(指阿弥陀佛)之人为名，以实相(即指诸法实相)为一经之体，以信愿持名为一经之宗，以往生不退(即往生到西方极乐国土，得不退转之法)为用，以大乘菩萨藏，无问自说为相。他又把整部《阿弥陀经》分判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并以“信愿持名”为一经之宗旨。他认为此经详细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胜境和陕西省弥陀佛的殊胜妙果，由此启发众生之信，劝导众生应当发愿往西方极乐，并以持佛名号为修往生者之正行，故而“信愿持名，一经要旨，信愿为慧行，持名为正行。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他又说，“非信不足启愿，非愿不足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证所行，”(同上)信的内容，又可具体归结为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等六项；愿的内容就是“厌离娑婆，欣求极乐”；持名念佛就是正行。持名念佛又可分为“理持”和“事持”。理持是说修行者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都是自己心中的产物，都是由自己一念心性所现，离此一念之心，即无西方极乐；一念心净则西方就在眼前。所谓事持，就是“信有西方阿弥陀佛，而未达是心是佛，但以决志愿求往生故，如子忆母，无时暂忘。”即要求修行者对弥陀净土和阿弥陀佛的绝对的信愿，坚持不懈地称名忆念，他认为“称名一法，收机最广，下手最易”，而且“既简易直捷，乃至顿至圆，以念即佛故，不劳观想，不必参究，当下圆明，无余无欠……真可谓横该八教，竖彻五时。”
　　《弥陀要解》原作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这时智旭年已四十有九。再后六年，他在歙浦栖云院讲述此书时，由弟子性旦担任记录，次年冬，智旭又在病中口授改订数处，因此本书实乃全面反映智旭净土思想的纲要书籍。智旭生前选定《净土十要》时，又将此书列入“十要”之首，可见他对此书也是十分重视的。
　　《灵峰宗论》收论了智旭平时所作的法语、序文、普说、答问等杂著，全书共十卷，分为三十八子卷。卷首刊有智旭所作的自传，题为《八不道人传》，还有他弟子成时所作的《续传》，这两个传简略地概括了他一生行业。以下十大卷，按愿文、法语、答问、普说、书论、序文、疏跋、传记、颂赞、诗偈等内容分类编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智旭佛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特别是有关净土学说的概况。后来有人评论此书，“融会诸宗，归极净土，一书梗概，略尽于斯。”
　　《净土十要》是智旭选编专门论述净土教义的十余部“要典”，故称为“十要；。此书虽非智旭本人的著作，但我们从他选编的标准中，也可看出他关于净土教义的一些思想观点。近代的印光法师曾经评论说，智旭大师“选其最契时机者九种，并自所著之《弥陀要解》，名为《净土十要》，欲学者由此具识如来度生之要，与一法普摄一切法之所以然”。
　　现存的《净土十要》有十卷，第一卷即智旭本人所著的《弥陀要解》，第二卷收宋代遵式所作的《往生净土忏愿仪》及《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第三卷是智旭的弟子成时辑录的《观无量寿经初心三昧》及《受持佛说阿弥陀经行愿仪》，第四卷为隋代智者大师所作的《净土十疑论》，第五卷是唐代飞锡所作的《念佛三昧宝王论》，第六卷收元代天如惟则的《净土或问》，第七卷是明代沙门妙叶的《宝王三昧念佛直指》，第八卷收明代楚石梵琦的《西斋净土诗》，第九卷收明代幽豁传灯的《净土生无生论》，第十卷收明代居士袁宏道所作的《西方合论》。从此书排列顺序来看，前三卷主要是经文解释以及依经文而行的行愿仪则，后七要则是按时代顺序收录了隋唐宋元明历代诸师弘扬净土教义的文论，成时在《重刻序》中说：“昔灵峰老人，以正法眼藏，选定《净土十要》一书，剞劂未全。乙未年(清顺治十二年，1665年)之后，梨枣四散，迄丁未年(清康熙六年，1667年)焚失数种。成时窃念像季久转，唯此一门，契理契机，而净土诸书，唯此诸要，尽美尽善，爰加点评，稍事节略，又仿慈云忏仪二门合行之例，会幽溪二要为一要，自以《观经初门》，《弥陀行仪》二种谬附之。其序首《要解》，尊经也，要之要也。次慈云，重行也。次新附二种，亦行经也。三者而后，则天台、紫阁、师子林、鄞江、西斋、幽溪以迄于袁，皆以时也。又天台以论主冠本宗，袁以白衣殿，不尽以时也。”据此可知，《净土十要》在智旭去世后不久即散失，到清康熙七年(1668年)，由成时重新另以整理编定，这时已有数种焚失。成时在整理时，将智旭所作的《弥陀要解》列为《十要》之首，以示尊经，又将遵式依经而作的《忏愿仪》和《决疑行愿》二门合为十要之第二，并补人自己的《观经初门》，《弥陀行仪》为第三，后面七要则是按时代顺序，收录唐宋以后历代诸师弘扬净土法门的文论。成时在编订此书时稍加节略，并加以评点，以述各要之大意。此书后来经印江法师调整扩充，重加刊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有多种刻印本流行，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智旭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曾会通禅、教、律诸学，大力提倡三学一渊说，又曾以天台宗的五重玄义、一心三观等学说发挥净土教义，他所著的《弥陀要解》等弘扬净土法门的著述，以及他所编著的《净土十要》，一直为后世的净土宗人所重视。近代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者以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都曾受过他的影响，由于他对净土法门的大力弘扬，故而被后世尊为净土宗的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