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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禅与文字 胡愫 当今这个社会真是奇怪之至。照说现代人应是非常实际的,像玄学这类虚无遥远的东西知之者已甚少。几乎无人谈起。且不论富有之人求神拜佛之因由,那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恐惧与自我慰籍作祟而已。实无清修和信仰的痕迹可以追寻。 但近年有关禅的论述愈来愈多不免教人惊诧。无论是名家还是小辈,总是要写点有关于禅的东西或是写东西非要用禅的语调,玄之又玄,空灵飘渺,以为如此即是禅了。 中国传统文化自东汉白马寺建立到净土宗形成再到禅宗的兴起,与佛教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剥离。历来的文人墨客或多或少都要与和尚及佛经打打交道,感染一下释门的灵气。这在古典文学的字里行间分明可见.若说中国传统文化失去释门这片清出而玄妙之土辄必大失其光芒及底蕴,绝非夸大之辞。特别是禅学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可谓极其深远矣! 以唐朝为开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面南迁。本来南方相较于中原是十分落后的,以至于到得今天仍有一个成语叫“逐鹿中原”,可见古人对中原之看中,这多少也体现在文化上。文学士族集中于关中、山东两大地域,文化兴盛,名人辈出。但后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域文学及文学士族空前繁荣,取而代之,而成为全国文化之重心与中心,其间禅学是做出了无可磨灭的贡献的。 禅宗初祖亦即佛教第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东来传教,据说是他师父之意且教他衣钵只传两百年。这传两年止的衣钵最后便传给了六祖慧能和尚,慧能和尚是獦獠出身,文化程度相当于现在的文盲,而他追随五祖弘忍的时间又甚短,比起神秀和尚实是差得远矣!但所谓獦獠却非傻子,相反慧能和尚悟性之高超乎常人,这连神秀都不得不心服。 慧能和尚有首非常出名的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据说五祖当时用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其实是怕有人陷害慧能而帮意掩盖的技俩。 神秀和慧能后来各自立派,南北对立,渐教在北方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但即便神秀的地位非常之高,其影响则远不及慧能的深入民心。 说起顿教选择南方立根,其中颇有原由,中国幅员广袤,不可避免造成了地域文化。南方气候温暖湿润,山水清秀奇蹊,多云雾缭绕,空灵飘逸,则人纤弱轻浮。北方截然相反,气候干冷恶劣,山水雄浑,则人剽悍务实。如此,讲求空灵顿悟的的慧能奔波于南方也就不难理解。而南方之山水人文能与禅宗顿教迅速相溶,相映成辉并发扬光大,亦顺理成章。若用“臭味相投”来形容此种关系,虽则难听,却也妥贴。悖墨先生以为,顿教的推广普及亦后来统治者的文化加深及科举制度、诗赋取士有关。据考证,李唐系出关陇集团,尚武不文,高祖李渊乃因此曾受大臣裴寂之讥讽。而武后柄政,“关中本位政策”向“科举制度”的转型、诗赋取士、破格用人政策,使得江南文士顺利挤身庙堂,此为顿教之推广提供了政治力量。正如明朝前期,浙派画风盛行与此如出一辙。也算是一种乡土观念。当然,文化重心的转移更有诸多因素,在此不作详说。 慧能和尚及顿教在禅宗之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本是秘密传播的禅宗经慧能而发扬光大,影响后世甚巨。但因他大字不识,以顿悟立宗,是以不住文字,而以打机锋讲机缘语为风气中流,主张“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这即把作为客体化自由的“佛”从外在对象和异已的力量,转化成为主体化自由的自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唐宋禅宗,为实现主体化自由,后来者不惜呵佛骂祖、撕经灭典。徐建融先生以为:“在包括语言文字在内在一切客体化因素断然地表现为一种“狂禅”式的破坏性,在彻底的破坏中令大脑成为一块空无的“白板” (tabula rasa),从而使主体的心灵获得无限的能动和自由”。《除盖障菩提所问经》卷十云:“此法惟内所证,非文字语言所能表达,超越一切语言境界”。《五灯会元》卷十二也云:“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所以宣鉴禅师公然宣称:“我这里无佛无祖,达摩是老臊胡,释加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守古冢鬼,自救不了。”(悖墨注:《五灯会元》卷七)。天然则在冬天里把佛像劈了当柴烧,说是木头该烧;义玄高倡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马祖指引慧海自家宝藏具足,何假向外求觅?希运讥讽诸方宗师相承为引接钝根人语,未可依凭,等等,不一而足。 诸如此般狂肆之行,排开文字,机锋棒喝,盛极唐宋。 至于以后的所谓禅宗皆通指慧能开创的顿教即南宗禅,打机锋讲机缘是南宗禅的一大特色,亦造就了诸多“神僧”。 但狂禅终于还是消亡了,然打机锋棒喝却长盛不衰。如“打即不打”之类属当今常见,此乃继狂禅之后顿教的又一遗毒。本是根性大利之人,哪里讲得出禅语呢?悖墨先生以为大多是受了武侠文学之影响。武侠文学常将儒释道等精义溶入武功,美化视思,即便作者是精通的,但读者知之者几稀。但偏偏似懂非懂而装懂。“打即不打”便泛滥成灾,虽以顿教为滥觞,实则完全背道。 六祖幡动风动心动的典故,想必不少人应该知道,这都是深藏哲学义理的,非是信口开河也! 至于禅与剑道,日本泽庵和尚有妙论:心不止于持刀之手,尽忘手中之刀,而与敌相搏,则可心不止于敌而将其杀之,若悟此人空,我空,手空,刀空,则心可不为空所制矣。书此以为读者参悟之资。 悖墨先生尝有自号曰:骂佛读经使者。似有狂禅之嫌。其实不然,我是从来不信佛家因果轮回之玄说的,但却甚爱读经,就中实有大智慧,受益非浅。偶尔填词,看客以为颇住禅境。 其实所谓禅岂非一个“玄”字可解?太玄就假了!而禅实则是中国本土化的哲学,渗透人生酸甜苦辣,生老病死,于生活中极易发见。 人的思维形式大抵可分为三种境界,一曰前逻辑;二曰逻辑;三曰超逻辑。儿童及弱智者自属第一种,言语荒诞不相连贯,互为矛盾而不自觉;正常**则属第二种,表现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究求必然或概然。然而逻辑的尽头往往隐藏着由逻辑而产生的悖论,使逻辑自身穷于解答。 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常以美人比喻鲜花,又常以鲜花比喻美人,如此一比不自觉要笑了,到底是鲜花像美人还是美人如花?这是一个悖论。 达观真可禅师妙曰:天下以美妇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妇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譬者,非花非人。故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长松茹退》,《紫柏老人集》卷九)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Immanuel Ke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中指出:我们的悟性用以处理现象世界时所凭借的那种图式……乃是潜藏于人心深处的一种技术,我们很难猜测到大自然在这里所运用的秘诀。 此才是中国禅学的顿悟,即逻辑境界。不假推断地直接越过事物的部分和表象,洞然无碍地察及其全部和深层,直达觉悟的不疑之地。 狂禅之失败源于它的“不立文字”。伽达默尔指出:“词语破碎处,万物不复存”(Kein Ding sei,wo das Wort gebricht)、“可以被领悟的存在就是语言”(Sein,das verstanden warden kann,is Spra che)。 顿悟在于文字之利益是它越过文字形成之初及经过之中所设的一切障碍,而一举窥探其全部与深核。这即是一个不懂语法的人为何也能写出绝好的文章?武侠文学里不通音律的疯子反不被音功所伤的道理!从主体化自由转换到客体化自由,抛弃障碍,不被障眼法所惑。 虽然客体化自由对于主体化自由的关系,语言对于存在的关系,传统对于创新的关系,有着窒碍、遮蔽、束缚,从而成为一种“最危险的东西”。但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如回教经典中有云:山不到你的面前来,你就走到山的面前去。 只要使语言文字本身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亦即不断地打破自身逻辑规定性的“最纯真的活动”之中,只要我们不囿于一言一义的绝对“解诂”,而是以语言表达式破语言表达式,以逻辑法则破逻辑法则,张大词语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以及阐释的多重可能性,那么,语言文字便会向我们开放出一片广阔的自由天地来。反之离开了语言文字,“内心深处的神秘体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顿悟”便成为无所驻足的东西。 中国文学的曾与禅宗紧密结合使得它们相互生辉,而一旦分离开来,则导致对自身地疯狂破坏,鲜血淋漓,支离破碎。至于无端地滥用只会发生诸如“打是不打”之类的真正空无的笑话。诗人周梦蝶公对此叹曰:一切法,无来处,无去处,如旋火轮,虽有非实。恨此意知之者少,故举世滔滔,无事自生荆棘者,数恒沙如也。 当然,逻辑境界的人们是无论如何不愿相信顿悟的,他们将其归于类似前逻辑境界的胡扯。可怜的是,他们不知道一条在逻辑境界都可以成立的定律:千万不要怀疑没有发生或你没做抑或你根本做不到的事,那只因为你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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