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学研究的新收获——评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
　　历史上中国佛教有“统合儒、释”(这是唐代柳宗元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里的提法)的优良传统，僧团重视学术研究，包括“内学”和所谓“外学”的研究，是这种传统的具体体现之一。历代僧人中出现众多高水平的思想家、学问家，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给中国文化做出贡献。这也成为中国佛教发挥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所幸今天这一传统后继有人。佛教界正在培养一批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在学术研究中做出卓越成绩的“学僧”。其中执教于北京大学的上海龙华寺上座、苏州西园寺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湛如博士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湛如幼年出家，在佛门修持、受教之余，热衷学术，曾师从姜伯勤先生治敦煌学，在内、外学领域均打下良好基础；自1993年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七年，其间访学欧美各国，学养得以提高，获得东京大学印度学佛教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博士后工作站王邦维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两年，后留校执教至今。《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是根据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可以说是全面显示其研究功力和学术水准的著作。
　　如今我国现代意义的佛教学研究，基本侧重在思想、文化(这是指狭义的“文化”，如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层面，注重的是佛教经典的传翻和阐释，佛教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于中土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的影响等，而对于僧团本身，它的构成、活动、仪轨、社会作用和影响等方面则关注不够。而实际上僧团乃是佛教构成的实体，是佛教活动的主体。20世纪初英国有名的印度学者查尔斯·埃里奥特曾说：
　　佛陀的伟大实际成就，就是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僧团，一直存在到今日，其成员称为比丘。他的宗教之所以能够持久，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组织。①
　　从这个意义可以说，印度佛教对中国最重要的意义、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建立并发展起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僧伽”或称“僧团”。另一位著名欧洲中国学学者许理和则说：
　　佛教不是而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囚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integration)，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有关佛教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种现象、成就、矛盾、斗争等，最终都归结为僧团的活动。实际上佛教的全部活动正是围绕着、落实到僧团进行的。
　　在中国历史上，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基础的专制社会体制中，建立起由自然人自愿结合的、内部人际关系平等、超脱(或力图超脱)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约束的佛教僧团，是一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古代中国，尽管处在大一统专制体制之下，历代僧团领袖大都清醒地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现实处境，但僧团确实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方外’’组织；在经济上，中国僧团改变了印度佛教头陀乞食制度，逐步建设起强大的寺院经济，成为影响国家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在伦理上，中国佛教以其严格的律仪约束徒众，并给全社会树立起“如法”、“如理”的行为规范和理想的生活模式，它对于完善社会、养成人格所提出的原则、做法等，在历代社会生活中都造成极大影响。如此等等，僧团这个佛教生存的主体，理所当然应当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可是这一领域，学术界一直比较隔膜，关注有限。现在终于有了湛如这部书，而且是具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著作。
　　再从湛如书的具体主题说。佛教的全部活动是由“律”来规定和约束的。自佛法输人中国，历代大德都十分重视“律”的传译、研习和疏释、发展。相当一部分西行求法高僧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目的十分明确，主要是为了求得律书。众所周知，正是公元四世纪前后四部广律的传翻，给中国佛教的发展指明了坦途。律藏的传译、律学的研究一直推动着、伴随着中国佛教的演进。正如湛如书中一再指出的，中国律学的发展、历代持律的状况，正是佛教“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又佛教戒律和仪轨主旨在规定和约束僧团组织、僧人行为、佛事活动等等。就中国僧团组织之严密、内部制度之严格、成员(僧尼)行为规范之完善等方面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社会群体所不可企及的。它们体现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具有普遍价值与意义，它们的影响更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湛如书里讲到的敦煌的情况，根据史书提供的资料，唐天宝年间的沙州(即敦煌郡)领户4265，人口16250(《新唐书·地理志》)。中唐以后唐王朝势力撤出河西，没有具体统计数字留存，但估计与天宝年间相差不会太多。而敦煌资料表明吐蕃统治时期那里有寺院17座，僧人1071人。即使当地有两万人口，僧人也占二十分之一。有的学者推测当地寺院影庇等直接附属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样大的社会群体基本依“内律”生活与活动，其关系之重大是毋庸赘言的。这样，了解敦煌僧团的律仪状况，就是研究敦煌佛教的重大的关键课题，进而是治唐史、治敦煌学不可回避的课题。湛如对这一课题给出了详悉、可靠、基本令人满意的答案。
　　湛如这部书从资料人手，对有关敦煌佛教寺院组织、结构，僧团授戒、布萨、安居、斋会等主要律仪，穷本(源头在印度佛教)溯源(又联系中国佛教的总体发展状况)，加以考察，从大量内、外典籍探赜索隐，勾勒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关于真实地描述史实的可能性，有各种议论。有人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是现代人所认识、所解释的历史；也有人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政治史，都是“古为今用”的；还有人批判所谓“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偏颇，主张不能把史料当作史实。但本人是坚持史料应当作为研究历史的基础，并相信可以根据尽可能“一网打尽”的资料来恢复历史面貌的真实的(当然就每个研究者来说有限度，而且没有穷尽的一天)，并认为对历史的真实描写乃是进一步进行解释、评价的基础。没有这基础的一环，历史研究就建筑在沙滩之上。湛如在数量庞大的《大藏经》、敦煌写卷、四部书里爬梳搜罗，花费精力、物力是难以估量的。他辛辛苦苦、扎扎实实作了十几年，把敦煌佛教律仪的一些情况基本是弄清楚了。例如敦煌的寺院、禅窟、兰若的不同组织、功能；关于从印度戒坛向中国方等戒坛的演变；关于僧团安居的规定、具体活动及其意义；关于敦煌佛教斋会的仪式、斋会文以及僧俗参与情形，等等，都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开拓。读者通过这本书，可以得到敦煌佛教活动的相当生动、明晰的印象。
　　这部书的作者视野开阔。他应用的是传统的“大文科”的方法，文、史、哲、经各方面资料综合使用，还注意到中国佛教源头的印度方面的资料。湛如把敦煌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放在整个中国佛教历史发展之中来讲敦煌，又通过敦煌来透视当时的中国佛教。他的叙述有历史的渊源，比如许多现象都追索到印度和中国前代的状况；更注意现实状况的变化，包括一些典型事例的分析。多年来，我国学术由于研究分科过细，这特别给基础薄弱的佛教学研究造成局限。一方面诸多学科本来与佛教有密切关联，但研究者对佛教学术涉人不深，比如古代伦理、文学、语言等的发展与佛教关系极其紧密，但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很少涉及佛教(大学里使用的几部文学史教材基本不讲佛教，就是例子)。另一方面则是佛教学者关注其他学科的资料和成果不多，就佛教论佛教，往往难以更广泛、深入地认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价值与意义。湛如这部书打破了学科界限，努力做到宏观认识与微观探讨有机结合，在方法上是值得表扬的。
　　第三个方面，湛如的书使用和借鉴了大量外国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日本学者的成果。佛教学术，扩大而言宗教学的研究，外国学者成就之突出、较之我国学者的优长，不管“甘心”与否，是应当痛痛快快承认的。·因为当外国那些学者在二十世纪不顾战乱，不畏贫困，潜心研究中国佛教的时候，我们这里多数人在做些什么，人所共知。当然我们也有大师级人物，也不可妄自菲薄，但整体上差距之大、专题研究的细密翔实相差之远，还是不能不让人忍痛于心的。湛如多年留学域外，通多种外语，这是许多学者没有的条件。他这部书叙述中提到的外国人论著，书后所附参考书目，足可作为研究相关课题的重要资料使用。
　　涉及本书内容特点的还有一点，是湛如作为僧人，以其独特身份，对于佛教教理、教义、戒律、仪轨等有更亲切、更真切的了解，对宗教信仰、宗教生活也有深入体验，在平日修持中又会得到世俗难以得到的知识和感受，这都成为他的研究的有利条件。当然不能否认，一般学者从客观角度对佛教进行研究也有其优长之处。
　　这部书在个别史料的运用上还有可商榷处。例如关于中国早期律典翻译，大概是根据后出经录，勘定《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为安世高译，然而该书《祐录》已作失译，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附秦录，从译语、译风判断这部书不可能出于安世高；又书中提到三国昙柯迦罗翻译戒经，昙柯迦罗虽然在《高僧传》里有传，但《枯录》以及此前的任何著录不见踪迹，《高僧传》的记述根据何在不得而知，其人的存在值得怀疑。对于这两者的判断，不只涉及中国律藏传译，与中国律学发展、历史上僧团建设关系重大。又关于引用资料，应当对近年来我国学者的工作给予更多关注。比如讲到佛寺义塾，引及日本学者上世纪前半的论文，实际国内学者有更细密的讨论。这一点可能受到作者多年在国外研究的限制。而如果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佛教律仪的社会、文化意义与价值，似可做更深入的挖掘，则会对于历史现象做出更丰富、更广阔的说明。
　　近年来，许多人讲学术和国际接轨。有些是形式上的，例如文章前面如何加关键词、文章中如何出注解，等等。但敝以为更重要的是著作的内容、学术水平达到和超出国际研究水准。常常听到人们抱怨外国学者不太重视中国的研究成果，例如引用资料时很少有中国论著等。实际上不可否认，在佛教学研究方面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差距。许多论著没有多少新资料、新观点。所以要接轨，首先要自强，要创造条件。可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中华书局“华林博士文库”已出版了三本博士论文。除了湛如这一本，还有中山大学王承文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佛教》、北京大学陈明的《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几本真正堪与国际学术接轨、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几本年轻人的论文让人们看到中国学术的希望和未来，表明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束缚和干扰，终究有些人在踏踏实实地钻研学问并做出优异成绩。其中也包括湛如这样的僧人，这实在让人感到无限欣慰。
　　(《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