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佛教文化之农禅实践
　　农禅实践 “农禅并重”名称的提出始于唐代，但僧人从事农禅以自养，在江西的实践由来已久。据韩溥著《江西佛教史》记载，早在晋永嘉元年(307)，临川战坪(今名唐坪)白山寺，住持僧郁林在当地垦荒种植油茶树干株。此举代相传承，直至清代临川知县胡亦堂到白山寺游访后，有诗云“麻源第三谷，盱汝两邦争。此是白云寺，因茶始得名。郁林荒种植，凌海费经营。我亦寻真侣，西来过战坪。”到唐代，释怀海应请主席新吴(今屑奉新)百丈山百丈寺。以寺居深山，缺乏信众供养。寺外又有荒山极广，可以开垦。释怀海即在寺中实行“普请”。据(景德传记录)记载，某日，“普请镬地次。忽有一僧闻级鼓鸣，举起馒头大笑，便归。师(指释怀海)云：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什么道理便恁么?对云：适来只闻鼓声动，归吃饭去来。师乃笑”。在劳动中不忘禅修，从中得悟禅旨。不但僧众实行农禅，而且释怀海自己带头实践之。“师(指释怀海)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众皆不忍，早收其作具而息之。师云‘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师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食”。(《景德传灯录))对此，后人称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正是这样，以农禅并重为主要内容的《百丈清规》的实践，自唐以来历行不衰。宋临济巨匠法如禅师住持云居山真如禅寺时，将农禅并重祖训结合寺中实践，描述“且道十二时中，向甚么处安身立命，一披蓑侧五千峰外，引水浇蔬五老前。”明代曹洞宗第二十六世无明慧经为中兴曹洞宗风，先后在建昌府(府治在今江西南城)宝方寺、新城(今江西黎川)寿昌寺率众实践“农禅并重”家风，建立不凡功德。期间，释慧经“不扳外缘，不发他主，随缘任用，数年之间，所费万计”。而且，释慧经“自奉甚薄，……老当益壮。适七旬，尚混劳侣，耕凿不息，未离馒头边也。四十余年，曾无一息以便自安。”(《寿昌无明大师塔铭))。数十年如一日，“足迹不履城隍，竿牍不近豪右。……日惟随众作务，众未及田，师(指释慧经)已荷镬至，虽栉风沐雨，亦无倦意。”释慧经不仅自己勤于农禅，而且注意在农禅中课徒诲众，“常示参徒曰：……牵牛拽耙，法法全彰，岂待老僧再举扬乎?”(黄伯端《寿昌和尚语录序》)明末清初，观衡颛愚执掌云居山真如禅寺法席，在率众认真禅修的同时，勤事农禅，“深泥田里好相聚，拽耙鞭牛真快活”，“泥水平如掌面同，拈起禾茎次第插”(《插田歌》)，足以反映当时农禅并重实践之一斑。而后，“农禅并重”家风在江西佛教徒中代相传承。
　　“农禅并重”之风实践到清代，其势尤盛。据新编《天宁古寺志略》记载，清乾隆直至嘉庆年间(1736～1820)地处西山的天宁寺(今属南昌市湾里区)，在释静基当家期间，“呗匿钟罄传梵韵，五谷瓜果飘罄香”，一片农禅盛况。农事方面，耕播以时，农具齐备，精耕细作，农业科技相当成熟。如提灌水车就有四人脚踏长龙、两人脚踏中龙、单柄手拉、畜力转盘。此外，还有竹汲筒、提斗等设备。僧人中也多农副业里手，竹木工匠，人才济济。不仅如此，释静基并时时结合农禅，开示僧众。有次一沙弥偷懒，换动他人计时车水汲香火。被换者后在禅堂问开示，释静基以“夏日炎炎恨昼长，信番一炷较短长。甘泉有意催苗长(上声)，行者不暇计路长”示之。此偈一出，偷懒沙弥忏悔，自动到田间车水自；被换香的沙弥由此而得悟，为前者送去午斋，同诵经咒。正是这样，当年天宁寺稻丰油茶盛，每年初冬10月，油茶花开果结，有道是“繁花蔟蔟籽连连，百年苦来证农禅。青山有意说因果，盏盏明灯照佛前”。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佛教徒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在过着正常宗教生活的同时，积极开展生产自养。南昌市圆通寺常住僧众在住持心道法师主持下，将寺中闲置僧房改建，先后开办“怡达旅社”和“达园旅社”，以经济创收解决常住困难。1951年至1953年，心道法师先后主持开办南昌市劳荣纸料拖胶加工厂、新明麻纺厂、劳新腐竹厂，安排全市僧众，各适其长，因人制宜，实行“农禅并重“，以求自养。
　　1953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释虚云移锡云居山真如禅寺。入住之后，释虚云率众实践“农禅并重”之传统。首先进行僧团组织的恢复与健全。登山当夜，释虚云即与原住寺中释性福等人召集全体僧众协商，组建僧团，议定释虚云为老和尚，释性福为住持，释直纯为监院(未任)，释果一为副寺等执事。此后，陆续配齐丛林四大班首、八大执事，坚持以国法佛规为准绳，赏罚分明，即使方丈于常住规矩有过失，也要遵规照制予以处分。执事人员的礼请、解聘，依照选贤任能之原则，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两次“请职”更新和充实，完善丛林组织。僧众六和共住，同时严格实践“农禅并重”之祖训，坚持每日早晚功课，早、午过堂。晚饭后坐4支养息香。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布萨诵戒，以求禅戒并进。1954年法堂建筑告竣后，释虚云主持于岁末冬月，每年如期举办禅七，一般为7期。禅七期间，僧众向方丈和尚告过“生死假”后，即不出坡，不上殿，放下万缘，端心正念。每天早上4时至午夜24时，不出禅堂，专心参禅，以七七为期，克期求证，了生脱死，得见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平日，对初发心的人必到禅堂听开示，练腿子，参话头，为参加冬季禅七做准备，打基础。此后不久，释虚云又主持恢复禅堂坐长香之制，使常住僧人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僧人，终年在禅堂坐香，精修深进。
　　与此同时，自登山之日起，释虚云就率僧众开展生产。当夜，礼请执事时就明确农禅生产由住持释性福负责，副寺释果一佐之，实施管理，策划安排。次年春，真如禅寺常住呈文永修县人民政府，请求成立“真如禅寺僧伽农场”，不久即获批准。真如禅寺僧伽农场设农林生产与建筑两队，各队设队长一人，以负责之。下设若干生产小组，进行管理。僧人则各视自己所长及常住之需要，分别归人各队进行生产。农林生产队主要从事垦荒辟地，种植水稻与其他杂粮、蔬菜。同时，营林造林，采摘加工茶叶，伐木砍竹。建筑队则进行寺宇殿堂的修复重建。1954年春，释果一即奉派到永修县涂埠镇定制农具，选购种子。同时，农林队僧众锄挖肩挑，甚至在工具不够时，还采用刀耕火种，开垦荒地。其场面之壮观，有道是“烟蓑雨笠，躬耕南亩；青畴绿方，绕禅舍于烟霞。”到夏种时，已垦出旱地10余亩、水田60多亩，且当年开荒，当年栽种，水田栽禾，旱地种蔬菜、杂粮，到秋收时即获稻谷数百斤，红薯等杂粮千余斤，当即解决了寺中僧众的部分口粮问题。同时，建筑队僧众挖土填基，筑炉烧瓦，登山伐木，打地抛砖，重建梵刹。年内，真如禅寺二层楼法堂建筑告竣。释虚云主持辟其楼上藏经，楼下安禅，寺僧皆喜。1955年、1956年，在释虚云主持下，真如禅寺僧众克服春雨低温、资金不足等困难，一如既往实践“农禅并重”。到1956年底，真如禅寺已拥有水田．1肋余亩，早地70多亩。当年，收割稻谷4万5千多斤，杂粮2万6千多斤。同时，僧众采摘加工制作茶叶数百斤，砍竹伐木，加工竹木制品，捡香菇，晒竹笋，收银杏等收入也很为可观。另一方面，寺宇殿堂修复重建工程进度加快。年内，相继完成大雄宝殿、天王殿、韦驮殿、虚怀楼、云海楼、斋堂、客堂、报恩堂、西归堂、钟楼、鼓楼等土木建筑工程。1957年秋，经多方协商，原“真如禅寺僧伽农场”挂靠于当时的国营云山垦殖场，成为场内建制组成之一的“僧伽生产大队”，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同时，保证集体宗教活动和个人修持的自由进行。在“僧伽大队”中，起初仍为农林生产与建筑两生产队。1957年夏，真如禅寺修复重建工程基本告竣，全寺建筑面积达万余平方米。寺中殿堂庄严，佛像装金饰彩，法器齐备。同时，这一年农林生产队成绩很好，寺内僧众口粮达到基本自给。这样，云居山真如禅寺寺宇清净，道场庄严，农禅并丰，呈现一派“嘉禾满垅，衲僧满堂，耕田博饭，俨然百丈家风”之盛况(释净慧《纪念虚云和尚圆寂三十周年))。1958年，云居山真如禅寺所属“僧伽生产大队”，增设副业生产队，专司植树绿化，砍山烧木炭，以及副业加工，栽茶、摘茶、制做茶叶等生产。寺院的生产自养，农、副、林业生产收获极丰。这样的景况，一直维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云居山真如禅寺僧众力事农禅，全省其他寺院也都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自养。庐山东林寺从1960年释果一人住后，寺僧共同发心，到远处垦荒开地，与寺院附近农民交换，收赎回寺产田地数十亩，部分地解决寺僧口粮及蔬菜之需，维护了祖庭道场的庄严。宁都青莲寺、石城如日山普照禅寺等寺院“农禅并重”进展也都很好。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原赣州地区所辖寺院僧众中，20世纪50年代生产自养达到基本自足的有四分之三以上，仅石城县就有25名僧尼被评为生产模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省寺院僧众大多被驱赶出寺院，集体大规模“农禅并重”实践无从谈起，但不少僧众却仍以农禅方式维持生活，坚持修持。释果一被赶出庐山东林寺后，来到庐山九峰马尾水，身居茅蓬，不改初衷，坚持修行。勤事农禅，得到好评。释传印、释济平等被发落至永修县梅棠乡畅岭山上，虔心不改，坚持初衷，坚持农禅，自产自养，服务乡众，获誉甚佳。武宁扬州乡弥陀寺释传开，从60年代之初来到山上，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自耕自产，农事禅修并举。在“文化大革命”的艰苦年月中，坚守寺院，信仰不退，持素诵经礼佛，成为四众弟子之楷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省各寺院相继回归佛教界，僧人回住，重事农禅。1981年，落实宗教政策，云居山真如禅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同年年底，寺中僧众联名呈文，请求永修县人民政府重新组建“真如禅寺僧伽林场”。1981年12月25日，永修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达[永政办发(1981)第38号)文件，批准恢复组建“真如禅寺僧伽林场”，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场内设农业队、林业队和蔬菜组。实行“以粮为主，力求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采用工分制评价，计分付酬。各生产队、组相应设有队长、组长，具体进行管理。1982年，真如禅寺僧伽林场运作平稳，生产有序。寺宇殿堂修复重建进展顺利，农林生产收获可喜，收到稻谷近5万斤、茶叶700多斤、马铃薯近万斤、红豆700多斤，蔬菜近万斤。1983年，“真如禅寺僧伽林场”改进生产技术，添置新的农机具，较大提高了生产力。年内，收获稻谷6万多斤，蔬菜2万斤，其他诸如茶叶、红小豆、马铃薯等也都得到增产增收。同时，年内林木业收入增多，计茅竹1万多根、杉木2百多立方米，小杉木130多立方，仅此一项收入达4万余元。随着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真如禅寺的寺产收回水田140多亩，旱地近80亩。同时，经永修县人民政府核准颁发山林权证的山林，则包括钵盂山、明月湖畔青龙山、仰天窝、五老峰、刘家坪分水岭、三角关、千牛岭、穿凹山、明月坳、白虎壁、罗汉塔山、夜合山、龙脉山、袈裟峰、杉树山、弥勒坑竹山、内龟山、宝树仑、铁梁桥山等处，总计面积3600多亩，其中杉木达780多亩，茅竹610多亩、黄山松220多亩，析杉40多亩，茶叶近百亩，其余则为灌木。1985年以后，真如禅寺僧伽林场借鉴世俗社会“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强管理，以产定奖，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调动僧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仅1987年，稻谷收到7万多斤，红小豆、茶叶、马铃薯等也都获得丰收，全年寺中生产总收入达7万余元，粮食、蔬菜等都达到了自给有余。而后，真如禅寺僧伽林场的农林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1988年农林及副业收入总计达8万余元，收割稻谷8万多斤，全寺僧人人均产值达千余元。年内，在省佛协召开的“江西省寺庙生产工作会议”上，真如禅寺评为先进集体，监院释达定评为先进个人，得到表彰。1989年，真如禅寺以“农禅好、道风严、规矩正”，获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补居士在上海召开居士座谈会时，与福建莆田广化寺、四川成都昭觉寺列为“都是道风好的道场，可以树立为样板”的评价(详见《新编云居山志)·第一章绪论)。1991年，中国佛教协会派出教务部释妙青、释妙华到云居山真如禅寺，就常住“农禅并重”传统的恢复与落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专题调研报告，报送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局领导，并在《法音》刊出，供全国佛教界学习。到1992年，真如禅寺僧伽林场在耕作制度与技术，经营管理，责任制的落实诸多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农业、林业、副业生产又获大丰富，年产达10万余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省其他寺院在宗教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寺产地、山林收回后，也都全面实践“农禅并重”，开展“生产自养”，获得较大成绩。庐山东林寺1985年收回寺后荒山260多亩后，常住组织僧众加以垦复，种植松、杉、毛竹等，到1992年底有的树木已经成林，对寺宇环境的美化绿化发挥很大作用。
　　赣州地区宁都县青莲寺僧人回住寺院后，积极开展生产自养，实行“农禅并重”。到1985年，寺僧30余人，耕种农田37亩，年收稻谷2万多斤；经营茶园15亩，年收茶叶数百斤，实现了生产自养、自给有余。石城县如日山普照禅寺，落实寺产耕35．5亩，年收稻谷1.5万斤；经营山林350亩，其中茅竹100多亩、油茶25亩、松杉林120亩、蔬菜地10亩。仅1984年，生产收入即达1．3万余元，实现了生产自给。1985年赣州地区300多座已开放寺庙中，已实现生产自给或自给的达到三分之二，其余的皆实现基本自给或半自给。据1994年版《赣州地区志》记载，1985年石城县63座开放寺庙，有41座实现生产自给或自给有余，占总数的65％；22座寺庙实现基本自给或半自给，占总数的35％。1990年，兴国县19座开放寺庙，生产自养总收入达近3万元，僧众人均收入有300元。
　　1990年不完全统计，抚州地区各寺庙收割稻谷13万余斤、黄豆2000多斤、茶油1000多斤、白莲640斤、柑桔2000多斤、笋干1885斤、香菇88斤，开垦荒地66亩，造林485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省各寺庙实践“农禅并重”，开展生产自养，大多能结合各自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永修县瑶田寺常住20余位尼众，发挥缝纫之特长，在省佛协会长释果一的扶持下，1989年开办僧伽服装加工业务，以勤奋，质量好、信誉高，价钱公道而得到用户好评，业务量越做越大，出现供不应求。因而不仅实现了以寺养寺，而且积累一定资金，修复重建寺宇，使寺容寺貌得到极大改观。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省各寺院充分利用各自条件，进行多种经营，永修同安寺所辟果园百余亩，如今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江西省佛教界的生产自养成果卓著，得到社会好评。1981年在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全省宗教界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云居山真如禅寺等5座寺院获得“全省宗教界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集体”光荣称号，释果一、达定等获得先进个人荣誉。1989年，省佛教协会又表彰庐山东林寺等20余座寺院为“全省寺院管理、生产自养先进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到1992年底，全省佛教寺庙基本上实行自养，80％达到自养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