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内明,密宗-五明频道-学佛网

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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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

　　作者：敖特根

　　[摘要] 本文对蒙古文《萨迦格言》的传承源流以及后人的研究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以此为基础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进行了释读、翻译与注解。

　　[关键词] 莫高窟；八思巴文；《萨迦格言》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7)04-0058-08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63： 3(正)文书为1件八思巴蒙古文木刻板《萨迦格言》残片(图1)。这是继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之后的第4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版式与前3件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萨迦格言》，又称《善说宝藏》(藏语：legs-par-bshad-pa-rin-po-chevi-gter，蒙语：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蒙古族民间又俗称《苏布喜地》(Sobaid，梵文音译)，是藏族著名学者萨班·贡噶坚赞(kun-dgav-rgyal-mtshan， 1182—1251)用藏文撰写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贡噶坚赞的著述颇丰，后人辑为《萨班全集》3函，《萨迦格言》为其中的第2函第2篇。全篇分为9章 (品) ，收录格言诗 457颂 (首) 。此格言诗集在藏族和蒙古族中广为流传，并从元代开始被反复译成蒙古文。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首先，介绍《萨迦格言》蒙古文译文的传承源流以及后人的研究情况；其次，以此为基础对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进行释读、翻译与注解。

　　一、回鹘蒙古文《萨迦格言》

　　据学者的研究，《萨迦格言》最早的蒙文译文出现于13世纪后半叶或14世纪初，甚至在萨班活着的时候。(注：James E. Bosson，A Treasury of Aphoristic Jewels：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of Sa Skya Pandita in Tibetan and Mongolian，Uralic and Altaic Series，vol.92，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Bloomington 1969，pp.12.(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92卷，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2页。))这些早期译本较完整地传至现代的只有两件写本文献：

　　一为布达佩斯本。这是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李盖提(Louis Ligeti， 1902—1987)于1928—1931年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考察时从卓索图盟喀喇沁公爷府呼毕勒罕伊希丹森(Iidamsan)处购得的，后赠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现收藏于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写本蒙古文文献部，编号为54(Fonts mongol，no.54)。(注：L.Ligeti，Le Subhāsitaratnanidhi mongol；un document du moyen mongol.Ire Partie：Le manuscript tibéto-mongol en reproduction phototypique avec une introduction.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 VI.Budapest，1948.Introduction， pp.V.(李盖提：《蒙古文<萨迦格言>：一件中世纪蒙古文文献》，《匈牙利东方学图书馆》第6卷，布达佩斯，1948年，序论第5页。))1948年李盖提于布达佩斯出版了该文书影印本，并在序论中对文书之来源、价值等作了详细的介绍。(注：李盖提：《蒙古文<萨迦格言>：一件中世纪蒙古文文献》，V-XIII序论+1—124页图版。)这是件长条形蒙藏双语文献，宽47厘米，高10厘米，共248页，每页有2行横排藏文和25行竖排回鹘蒙古文。李盖提在序论中指出此一卷本《萨迦格言》为蒙古语史上特别珍贵的文物：

　　实际上，《萨迦格言》布达佩斯写本中保留了中古蒙古语的正字法、词法与词汇之一切特征，关于这一点我在当初的题解中做了简单记录(第58—59页)。然而，布达佩斯本并非14世纪遗物，而是17世纪初叶之手抄本。

　　李盖提的学生，当代著名蒙古学家、突厥学家G·卡拉教授认为布达佩斯本最早的译文出现的时间较李盖提说的还要早，可能出现于13世纪末或14世纪上半叶。此与鲍森的观点相合。

　　还需一提的是，布达佩斯手抄本中出现译者的名字。文书第一章第一背页(I 1b)记：mongγoljinkeleber 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neretü astir saskiyab bandidta baγsi corjig degedü lam-ajoqiyajutarnici toyin sonom gar-a orciγulbai，(注：参考鲍森英译文：“In Mongolian： 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neretü astir.The superior lama，teacher and lord of the Doctrine，Sa skya Pandita composed it and the mantrin and monk Sonom gar-a translated.”(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第99页。))意为“蒙古形式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neretüastir(善说宝藏)，萨迦班迪达导师、法王、大喇嘛著，咒文僧sonom gar-a译”。鲍森认为sonom gar-a一名前半部分无疑为藏文bsod-nams，相当于梵文Kusala，蒙语常作Sonom，然而，后半部分不易解释。(注：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第13页。)G·卡拉教授认为其后半部分可能源于印度语，这种多语混合而成的名字在元代所常见。他还谈到此译者sonom gar-a有可能为忽必烈汗执政时期的人物，他说他从汉文史料中曾见过类似于sonom gar-a的名字，如果继续挖掘或许能发现更多的证据。

　　1969年鲍森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一书。书中以李盖提1948年布达佩斯影印本为底本，对蒙藏两种文字的《萨迦格言》进行了拉丁文转写、翻译与注解，并在序论中对布达佩斯手抄本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分析：

　　另一方面，sonom gar-a古蒙语译文语言饶有趣味。它清楚地显示了辨别前古典时期蒙古文献的一些特征。该译文语言特别接近1305年搠思吉斡节儿翻译的《入菩萨行经》的语言。(注：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第15页。)

　　1973年李盖提著《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一书问世。该书在参考圣彼得堡写本(见下文)的基础上对布达佩斯手抄本进行了系统研究。(注：Louis Ligeti，Trésor des Sentences：Subhāsitaratnanidhi de Sa-skya Pandita，traduction de Sonom Gara，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V，Akadémiai kiadó，Budapest 1973. (李盖提：《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蒙古文文献汇集》第4卷，布达佩斯，1973年。) )

　　另一个手抄本属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编号为Q561。(注：见Vladimirl Uspensky(编辑)，井上治(编辑协力)，中见立夫(监修)：《圣彼得堡大学收藏蒙古文抄刊本解题目录索引》，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9年。其中收录965种文献目录。)这是柯瓦列夫斯基(J. E. Kowalewski)从卡尔梅克人中所得。此本似乎从未正式出版过，于是学者们的说法显得有些不一致，鲍森认为：

　　符拉基米尔佐夫估计该抄本源于卫拉特。他是根据藏文原文的一些书写特征——这些特征会是什么呢，我无法推测，符拉基米尔佐夫也没有具体说明——以及在文书中偶尔出现的卫拉特注解而得出此结论。(注：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第12页。)

　　看来，鲍森有关圣彼得堡收藏《萨迦格言》手抄本的信息是从符拉基米尔佐夫处得来的，(注：B.IA.Vladimirtsov，Mongol’skii sbornik razskazov iz Pancatantra(ii + 163 pages)， Petrograd， 1921.(符拉基米尔佐夫：《五卷书中的蒙古故事集》，ii+163页，彼得格勒，1921年。))他本人似乎未曾见过此本，而且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记载也可能朦胧不明。G·卡拉教授认为圣彼得堡本并非源于卫拉特，这是19世纪的一个手抄本。他说李盖提写《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一书时曾与圣彼得堡本进行校勘，估计布达佩斯应有一份影印本。

　　另外，据鲍森介绍，上述2件手抄本文献属于同一译本的不同抄本，所不同的是布达佩斯本有译者的名字，而圣彼得堡本却没有；圣彼得堡本有书尾题署(colophon)，而布达佩斯本却没有。(注：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第12页。)

　　17世纪林丹汗(Ligdan Khan，1592—1634年)时期的蒙古族大翻译家“大元四库国师”Dayigüng dayun sikü guosi翻译了仁钦巴桑波(rin-chen-dpal-bzang-po， 1230—1310)用藏文撰写的《萨迦格言》评注，译文中他还引用了上述苏那木嘎拉译文中的55首。鲍森说此55首与布达佩斯本没有太大的出入。此评注文的18世纪后期的一个手抄本现藏于德国马尔堡，编号为Hs.or.266。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教授(Walther Heissig，1913—2005)在《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一书中介绍说：

　　手写本，双叶汉式装帧本(册叶装)，137叶，高24厘米，宽33.5厘米，每页12行，18世纪后期的一个较整齐的笔迹。蘸水笔，在中国手工制造的薄而且微黄色纸上用蓝墨印有行间格。保存得较好，但有些地方有水珠印，而且第137叶残。……没有题目，也未署成书年代。1935年D. Schafer从张家口所得。(注：Heissig，Walther，and Klaus Sagaster，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Blockdrucke，Landkarten(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1，494 pages)，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1961，pp.31.(瓦尔特·海西希、克劳斯·萨格斯特：《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威斯巴登，1961年，第31页。))

　　圣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还收藏着另外3件《萨迦格言》抄本，这些也是源于前文所提到的那本最早的蒙古文《萨迦格言》，其编号分别为Tibet No.33、Rudnev No.60和I39。其中第二件由鲁德涅夫(Rudnev)在布里亚特人中发现，第三件由Jaehrig于1782年所得。(注：转引自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

　　《萨迦格言》较晚期的两种蒙古文译本在蒙古人中流传甚广。其中相对较早些的题目为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subhaida kemegdeküastir，由一个叫丹碧扎拉桑(Dambaijamsan)的比丘翻译，18世纪中叶由乌拉特莫日根葛根(Urad-in mergen lama-yin gegen)加以修订。它的一个抄本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戴维·法夸尔(Farquhar， David M )专门作过介绍：

　　(木版印刷)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subhaita kemegdeküastir oraiba。叶121/16 ″× 4 1/4 ″(寸)；页边9 3/4 ″× 2 7/8 ″；每页19行。标有“僐语”字样。第1(正)、2(背)页红墨印。78叶加一红墨印后叶(编号为Div. O. M236 C)。(注：Farquhar，David M，“A Description of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Washington， D. C.”，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1，1955，pp.161—218.( 戴维·法夸尔：《华盛顿特区收藏蒙古文写本及木刻本文献记述》，《中亚学报》第1卷，1955年，第161—218页。))

　　另一个译本叫作Sayitur nomlaγsan erdeni-yin sang subasidi kemegdeküastir orosiba，由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Caqar dge bshes blo-bzang-tshul-khrims)译注。蒙古国著名学者策·达木丁苏荣(C.Damdinsürüng)认为其翻译时间为1778—1779年。詹姆斯·鲍森却认为较这个时间稍晚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张家口排版并出版了此译本，是一个80页的小册子。1958年重新出版，一次在乌兰巴托用斯拉夫文字出版，一次在沈阳用回鹘蒙古文出版。两个版本均由策·达木丁苏荣作序。据鲍森说，莫日根葛根译本较罗桑楚臣的译本更接近藏文的原文。

　　二、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印本残片，共有4件：赫尔辛基1件、柏林2件以及本文将要讨论的敦煌研究院1件。

　　(一)赫尔辛基、柏林藏品赫尔辛基的一件是由芬兰国父C·G·马内汉将军(C.G.Mannerheim，1867—1951)于1906在亚洲旅行期间从新疆某处所得。(注：据芬兰科学院2001年的报道，此件似乎已丢失。(http：//www.unesco.org/webworld/mdm/2001/nominations 2001/finland/mannerheim/form.html))1912年芬兰学者兰司铁(G.J.Ramstedt，1873—1950)发表了题为《一件方体字蒙古文残文书》的文章，率先刊布了该文书图片(图2)。(注：G.J.Ramstedt，“Ein Fragment mongolischer Quadratschrift”，JSFOu.XXVII，1912，3：1—4.(兰司铁：《一件方体字蒙古文残文书》，《芬兰—乌戈尔学报》，1912年第27期，第3篇，第1—4页。))后来于1940年同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后收入马内汉的大作《1906—1908年由西而东横越亚洲》第2卷中，这篇文章为其中之第7篇。(注：G.J.Ramstedt，“A Fragment of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in：C.G.Mannerheim，Across Asia，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II，Helsinki 1940，7：1—5.(兰司铁：《一件方体字蒙古文残文书》，载马内汉：《1906—1908年由西而东横越亚洲》第2卷，赫尔辛基，1940年，第7篇，第1—5页。))兰司铁在这篇文章中对此八思巴文残文书作了试译，在译文中他就残缺的词，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推测。并说明它可能是由佛教徒所作。

　　1952年兰司铁的学生和合作伙伴潘提·阿尔托(Pentti Aalto，1917—1998)教授发表了《阿尔泰研究一：马内汉所获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一文，对赫尔辛基残片进行了考证。(注：Pentti Aalto，“Altaistica I：The Mannerheim Fragment of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in：Studia Orientalia XVII，Helsinki 1952，7：1—9.(潘提·阿尔托：《阿尔泰研究一：马内汉所获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东方学论集》，赫尔辛基，1952年，第7篇，第1—9页。))他成功地证明了该文书为《萨迦格言》蒙语译文的一部分。在文中他把赫尔辛基残片与布达佩斯本进行了比较。认为这是相当于李盖提影印本第一章第4(正)—4(背)页和第5(正)页，残存文字9行。并根据其语言特征，指出此印本残片的年代要早于布达佩斯手抄本的年代。

　　此外，1957年鲍培(N. Poppe)在其《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一书(注：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Z]，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XI.曼涅尔赫姆残叶，第134—138页。)中对赫尔辛基残片作了充分阐述。

　　柏林的两件均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和勒柯克(A.von Le Coq， 1860—1930)率领的德国探险队自1905年12月到1907年4月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第三次考察时在吐鲁番发现的。其中一件编号为TIII D322，海涅什编号D2(注：E.Haenisch，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II：Mongol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n Faksimile，Berlin 1959.(ADAW 1959 Nr.1)(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II》第57页，第D2号。))，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书中(第8号文书)作了如下介绍：

　　木版印刷品残片，棕色纸，一叶纸的上半截中间部分(文书上方有双边框线，大约离纸张的上边缘5厘米)；11.8×14.7厘米。6+2行方体字，分节印刷，双边框把文字分为两栏；每诗节(4个诗句)为3行，其中第一行高于其余各行约1.4厘米。在两段中界线下面有汉字“八失”(=[su]bhāsi[ta°])[二]。与第9号残片属于同一版本。(注：Dalantai Cerensodnom，Manfred Taube.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1993，Text Nr.8 und Tafel I.(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柏林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号文书及其图版I。))

　　最早对该文书进行研究的是芬兰学者潘提·阿尔托。1955年他发表了《八思巴字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一文，刊布了该文书图版，并对文书进行了转写、翻译与注解。(注：Petti Aalto，“Fragmente des mongolischen Subhāsitaratnanidhi in Quadratschrift”，in：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III，1955，pp.279—290.)其后海涅什在1959年出版的《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II》一书中收录其图版(注：E.Haenisch，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II：Mongol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n Faksimile，Berlin 1959.(ADAW 1959 Nr.1)(E.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II》第57页，第D2号。))；李盖提于1964年对该残片、柏林的另外一件《萨迦格言》残片以及赫尔辛基残片进行了系统研究。(注：L.Ligeti，“Les fragments du Subhāsitaratnanidhi mongol en écriture ’phags-pa：Mongol préclassique et moyen mongol，in：AOH 17， 1964，pp.239—292.(李盖提：《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中世纪前古典蒙古文献》，载于《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17卷，1964年，第239—292页。))除此之外，海西希教授在他的《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一书中也作了简短介绍。

　　弗朗西斯·卡特(Th. Francis Carter)于1925年在纽约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中刊布了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另一件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的左半截图片。(注：Th.Francis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25，pp.109，269(弗朗西斯·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纽约，1925年，第109、269页。))并在图片下方作了简单介绍：“方体字(八思巴字)蒙古文佛经印本残片。页码为汉字。从吐鲁番附近的高昌古城墙遗址中发现。年代大约为1300年(14.2×20厘米)。”

　　根据该图片，潘提·阿尔托撰写了他的《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的第二件残片》一文，(注：Pentti Aalto，“A Second Fragment of 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in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JSFOu.LVII，Helsinki 1953—1954，5：1—6.(潘提·阿尔托：《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第二件残片》，《芬兰—乌戈尔学报》，第57卷，赫尔辛基，1953—1954年，第5篇，第1—6页。))他在文章中写道：“通过对照片进行认真观察后发现此残片亦属于蒙古文《萨迦格言》，而且与马内汉残片同属一个版本。……柏林残片相当于李盖提影印本第2章第7(正—背)页以及坎贝尔出版的藏文本第52—55句。”

　　1959年海涅什在《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二)：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一书中刊布了柏林的两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的完整图片，编号分别为 TIII D322： D1a-b(图3)和TIII D322： D2。(注：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II》，第55—57页。)同年，潘提·阿尔托在《芬兰—乌戈尔学报》第61期上又发表了题为《柏林吐鲁番残文书TIII D322》的文章，对TIII D322： D1号文书进行了拉丁文转写、翻译与注解。后来，鲍森(1961年)、李盖提(1964年)等学者也对TIII D322： D1号文书进行了研究。(注：James E.Bosson，A Rediscovered Xylograph Fragment from the Mongolian’Phags-pa Version of the Subhāsitaratnanidhi，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I，1961，pp.85—102；L.Ligeti，“Les fragments du Subhā-sitaratnanidhi mongol enécriture’phags-pa：Mongol préclassique et moyen mongol，in：AOH 17，1964，pp.239—292.)该文书两面均有文字，内容相当于李盖提影印本第2章第7上页至第3章第3上页。鲍森写道：

　　编号TIII D322：D1残文书清楚地显示了其页码分别为10和11。此文书显示了每页有20行字，每个诗节为3行，这样一面有6又三分之二诗节。通过把这些残片与李盖提出版的文书进行比较，我们大概能推算出八思巴文本的长度。由此可以算出整本书的长度大概为70叶。

　　关于柏林的两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残片的情况，也可以参阅照那斯图的《关于<善说宝藏>最早的蒙译及其回鹘式、八思巴两种文字的版本》一文(注：照那斯图：《关于<善说宝藏>最早的蒙译及其回鹘式、八思巴两种文字的版本》[J]，《蒙古语言文学》(蒙文版)，1980年第1期。)。

　　(二)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文《萨迦格言》残片编号B163：3(正)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63窟，现收藏于敦煌研究院。文书残宽25.2厘米，残高23.1厘米，残存文字13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附录2所载嘎日迪《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注：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Z]，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15页。)一文对此残片有较详细的描述：“标本B163：3(正)，23.1×25.2厘米，墨迹木刻佛经文书，现存13行，可释读11行，八思巴蒙古文。这是八思巴蒙古文《善说宝藏》(也称《萨迦格言》)第8章《辨识事业》中的一段，即总313—316段中的残文，本页前后文残缺。这是继吐鲁番出土柏林收藏八思巴蒙古文《善说宝藏》之后的又一文献，但是版本不同。元代，具体印行年代不详。此佛经是《致斡朵失里大王的文书》的正面文本，出土时形状不规则的三片，经整对后形成。”

　　正如嘎日迪先生所言，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63：3(正)文书为木刻板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其版本与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不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不同点在于：

　　敦煌研究院残片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

　　长条形佛经式散页本汉籍式线装本(?)

　　上下单线边框上下双线边框

　　无分栏每页分2栏

　　每个诗节可能为4行每个诗节为3行

　　每行高度相同第2—3行低于第1行约1.4厘米

　　单面印刷双面印刷(?)

　　至于其语言特别接近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说明其年代相差不远，或许为同期之物。例如我们文书中出现的一些具有中古蒙古语特征的词语形式可以证明之：[cida]’asu(柏林TIII D322： D1号文书作c‘adu’asu，《蒙古秘史》第193节作catqu)，’erü[n](赫尔辛基残片作’erün，《蒙古秘史》第26节亦作’erün)，h[üle’esü](这是典型的中古蒙古语形式)等等。

　　1.原文转写

　　[1][………………………………]

　　[2][joqiyan cida]’asu em bol[umui] (314)

　　[3]yosu’ar oluqsan [ed ide’eni abta-]

　　[4]qui//joqis ügei [busudi ülü]

　　[5]erigdeküi//jemis modun[u oqi-]

　　[6][’a]ca abtayu//te’ünece h[üle’esü]

　　[7]unan bui//(315)

　　[8]merged seren ese yabu[asu//tere]

　　[9]ja’ura gem trn bui // uqātan sayi-

　　[10]tur seren yabu’asu//gem trkü-

　　[11]yin colo berke bui//(316)

　　[12]keji’e ’erü[n k]ucün tr[tele//]

　　[13][teji’ede …………………]

　　2.李盖提布达佩斯本相应的蒙古文部分(注：Louis Ligeti，Trésor des Sentences：Subhāsitaratnanidhi de Sa-skya Pandita Traduction de Sonom Gara，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V，Akadémiai kiadó，Budapest，1973，pp.103—104.(李盖提：《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蒙古文文献汇集》第4卷，布达佩斯，1973年，第103—104页。))和相应的藏文部分(注：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第100—101页。)313[VIII， 4a]naimaduγar drben]qoor kürgegci dayisun ber：

　　arγ-a medebesü nkr bolun bui：

　　qooro bey-e-tür qoor-tu buyu je：

　　joqiyan cidabasu em bolumui：：313 gnod par byed pavi dgra bo yang

　　thabs dang ldan na grogsu gyur

　　dug chen lus la gnod mod kyi

　　sbyor ba shes nas sman tu gyur314 yosuγar oluγsan ed idegen-i abtaqui：

　　joqis ügei busud-i ülü erigdeküi：

　　jimis modun-u oqi-aca abtayu：

　　tegünece ülebesü unan bui：：

　　315[VIII， 4b] merged seren es-e yabubasu：

　　ter-e jaγur-a gem trn bui：

　　uqaγatan sayitur seren yabubasu：

　　gem trk-yin cole[A B cle]berke bui：：

　　316 kejiy-eber-ün kücün trtele：

　　tejiyede dayisun-i kündülegdeküi：

　　kücün dügürbesü jokis-iyar üiledteküi kemen：

　　busud astir-tan ügülen buyu：：314 rigs pas rnyed pavi za nor blang

　　mivos gzhan la rlom sems spang

　　shing thog shing rtse las blang gi

　　de las thal nas sa la lhung

　　315 mkhas pas sgrims pa mi byed pa

　　de yi bar la nyes pa vbyung

　　blo dang ldan pas rab sgrims na

　　nyes pa vbyung bavi go skabs dka

　　316 ji srid rang stobs ma rdzogs na

　　de yi bar du dgra rnams bkur

　　nus pa rdzogs nas gang rig pa

　　bya zhes bstan bcos gzhan dag smra

　　3.译文

　　即便是害自己的敌手，有计谋也会变成朋友；剧毒虽对身体有害，懂得调配就称良药。

　　应得的财物可取，贪得的欲望要除，树梢的果子可摘，超越树梢要摔跤。

　　学者如不谨慎，也会发生不幸；智者特别留心，很难发生不幸。

　　其他经典中谈到，实力尚未充足时，对敌人还得恭敬，实力充足随意行。(注：译文引自嘎日迪：《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附录二，第416—417页。)

　　4.注释

　　第2行：[cida]’asu：“如果……能、会、能够”，柏林TIII D322： D1号文书作c‘adu’asu，《蒙古秘史》第193节作catqu，李盖提本作cidabasu。八思巴文表示条件副动词(Converbum conditionale)形式的主要后缀是-’asu。例如：quriya’asu“若收集(聚集)”、üiledu’esu“若那样做”、deledu’esu“若敲打”、buire’esu“若尊敬(若遵从)”(注：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第72页。)以及我们文书第8、10行中出现的yabu’asu等等。在蒙古书面语中，条件副动词后缀为-γasu/-gesü或为-basu/besü。

　　第3行：yosu’ar：“依理、按理”，李盖提本作yosuγar。工具格后缀-’ar>-’γar在八思巴文中常见。

　　第4、5行：[abta-]qui；erigdeküi：未来时名词(Nomen futuri)后缀-qui/küi“在古代文献语中作为名词(在句子中具有多种成分的作用)意义而被应用；或者，以动词的完成形式起谓语作用”。(注：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第67页。)八思巴文的情况也一样，例如：du’ulqaque jarliq“宣谕的圣旨”、buguedur“在的时候(有时分)”、surtaque“学习”等等(注：同上，第68页。)。我们文书中出现的这两个词在句子中充当谓语。

　　第6行：h[üle’esü]： “超越、超过”，中古蒙古语形式。李盖提本作ülebesü。这种古老形式亦见于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如hasagulcan， haran等等。鲍培说：“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语中，在许多词的词首，有着这个语音(指喉擦音h)，现在除某些古蒙古语词里仍然保存这一现象外，其余都仅仅存在于以元音开始的词语中。”(注：同上，第31页。)参照蒙古书面语的ilegü/ülegü“多余、富余、剩余的、富余的”。ilegü 或ülegü这个词系13—14世纪以-h开头的词汇中的一个，这可参见《蒙古秘史》第203节和一些八思巴字碑铭中的hüle’ü。(注：同上，第212页。)

　　第9行：ja’ura：“片刻、瞬间”，李盖提本作jaγur-a。uqātan：“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李盖提本作uqaγatan。

　　第10行：yabu’asu：“如果……走/行”，李盖提本作yabubasu。

　　第11行：colo：“机会”，李盖提本作cole，鲍森译作“opportunity”(“机会”)。现代蒙古书面语形式为cilüge。

　　第12行：keji’e：“何时、什么时候”，李盖提本作kejiy-e。’erü[n]：“自己的”，这个词在赫尔辛基残片中也以同样的形式出现；《蒙古秘史》第26节亦作’erün。李盖提本作berün。

　　附记：本文在资料准备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当代著名蒙古学家、突厥学家G·卡拉(Gyrgy Kara)教授认真而具体的指导。在此谨对先生的辛勤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责任编辑黄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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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敖特根，蒙古族，历史文献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兰州 730030)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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