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菩萨道思想，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或从实践到理论，都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因此有必要对其建构过程作深入的了解。

由于印度可以说是一个不重视历史的国家，几乎完全没有确切的年代性资料，因此要完整了解菩萨道思想的建构过程，当然是一件极为困难且不容易的事。因为在印度，佛教受到当时的政治及其他宗教制度与思想的影响，故要了解菩萨道思想的建构过程，必先分别探索印度当时佛教的内外条件与因素。所谓“外在条件”是指当时产生于印度之佛教的政治与宗教背景；而“内部因素”则为佛教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所产生的思想、派别之演化与发展。

以下分别从佛教产生的外在条件——印度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及内部因素──原始佛教教团的氛围，来说明菩萨道思想之初步建构的远因，以验证菩萨道思想确为源自佛陀一脉相传。

一、佛教产生的外在条件——印度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背景

一个宗教或学说的产生，必然有其政治与社会背景。佛教也是如此，它反映着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现象；相对来说，佛教也正是受到印度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及其他宗教思想的影响而创立。因此欲探讨佛教的发源背景，特别是大乘菩萨道思想的起源，非先把当时佛教所处的政治、社会与宗教思想环境予以厘清不能得其要领。

首先是印度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欲了解一个地域的政治与社会现象，则必先从其地理特性、种族、语言与风俗习惯来说起。印度，位于亚洲大陆的南端，是突出于印度洋的半岛，其占地面积可与整个西欧相匹敌，而其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及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因此将整个印度与亚洲大陆分隔开来，所以在这种地理环境之下，形成了印度独立的文化体系。

自古以来，印度即不断地有外来民族的侵入，因此其种族是相当复杂，其中占多数的民族为雅利安人（Aryan）。据史学家的调查，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约在西元前十五世纪，在此之前，印度本土已有原住民族孟达人（Mundian）、达罗毗荼人（Dravidian）等，尤其达罗毗荼族的人口众多，文化发达，在被雅利安人征服后即沦为奴隶阶级。

而印度在许多民族的交融之下，彼此又同化、通婚，形成了复杂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因此产生了庞杂的语言体系。印度语言的演变可追溯至古雅利安人的吠陀语，其后进化为梵语；而佛教出现时，梵语并不普遍，代之而起的是各地的方言，其后为了统一方言而做了某种程度的改革。从近代发现的古碑铭文及中国古代对佛经的音译来推知，释迦牟尼佛当时所用的语言，可能是一种混成俗语，而此种俗语再经若干变化，即成为巴利语，不过可能与今日南传佛教所用的巴利语不同，但应较梵语写成的经律略早。

所以，有别于早在西元前三千多年，就已存在的“印度古文化”，印度在当时的地理因素、种族融合与语言风俗等条件下，是渐渐形成以雅利安人为主导的“印度新文化”，又称“吠陀文化”。而吠陀文化经历了：以《吠陀经》（Vidas）为主歌颂梵天上帝的神话时代、以《梵书》（Brahmanas）为主说明祭祀方式的神学时代，到了以《奥义书》（Upanisads）为代表的反传统改革之哲学时代而愈臻成熟。

从漫长吠陀文化时期的演变，当时印度社会分立为以雅利安人为主之执行祭祀的“婆罗门（Bra^hman！a）阶级”、掌理军政的贵族阶级“刹帝利（Ks！atriya）”、从事农牧工商的庶民阶级“吠舍（Ves/a）”及义务侍奉以上三个阶级的奴隶阶级“首陀罗（S/u^dra）”等四姓之种姓制度，此正是造成印度社会的对立与不平等的因素，释迦牟尼佛也由于看到众生的不平等而萌生出家修行以寻找人生的真理，进而创立佛教，解救众生。

其次，再从印度当时的宗教哲学思想来探讨佛教的起源。其实印度社会文化的演变，本来就含有宗教的要素，特别是在当时以婆罗门至上的社会环境，是专门从事宗教祭祀仪式，是不容其他阶级与之相抗衡。但是到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代，原本是第二阶级的刹帝利种姓渐渐借着政治、武力的优势而凌驾于婆罗门种姓，形成了相互牵制的平等地位，此现象可以从《奥义书》当中发现。

《奥义书》的出现是由于时代的思潮所趋，其内容有强烈的反传统，反对以婆罗门至上的“梵天论”，乃主张“梵我合一”的思想，进而将人类的行为以善恶果报来呈现，即是前生的业，引生现世的果报；再由现世的业招感未来的果报之轮回思想，并从轮回再到解脱。所以此“业、轮回、解脱”的思想，在意义上是值得重视，不仅将古印度的吠陀宗教文化思想带向最高峰，对后来出生在此《奥义书》最盛行之时代的释迦牟尼佛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另外，在当时佛教成立前后的一、两百年间，印度除了正统的婆罗门教，还兼杂着其他反《吠陀》的宗教思想，并有着特有的主张与教团组织。在佛经当中，佛陀介绍其他各派之意见时，为了与婆罗门区别起见，常以“沙门（s/raman！a）”来命名，而此等沙门教团数量相当地多，在佛典当中就有九十六种的记载，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六师外道。这些沙门教团，或主张世间常存，或质疑伦理道德，或否定灵魂，或提倡无神论，或善于诡辩，因此其宗教实践不是落于极端的苦行，就是崇尚享乐。所以在当时的印度既充塞苦行之徒与空谈之辈，一般有识之士渐觉其非，而思求一真实解脱之道，其中之一便是佛教的创始者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Goutama）。

悉达多是诞生于北印度至尼泊尔一带的释迦国的王子，出家后来到中印度恒河南岸地区的摩揭陀国一带修行。而以摩揭陀国为中心的周围约有十六个国家，这些新兴的邦国，虽亦受到传统的婆罗门文化影响，但其自由改革文化的思潮却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其中以建都于王舍城（Ra^ja-gr！ha）的摩竭陀国（Magadha）、建都于舍卫城（S/ra^vasti^）的（萨罗国（Kos/ala），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都是后来悉达多成佛后弘化的区域。

综观佛教在创立之前的印度政治、社会与宗教气氛——婆罗门不平等的种姓思想；各沙门教团的激进、极端、空谈的思想——此等对于人心世道，都是过与不及。所以释迦牟尼佛立足于宗教改革家的角色，以“无我”的精神，来力抗婆罗门崇高的“我”；以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平等”思想，来打破社会“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以宣扬一切众生皆当成佛的，来破除《吠陀》的梵天思想，此乃是一种慈悲、利他、济世，以创造自他双赢之菩萨道精神的体现，因此能在各派的偏见当中走出一条万丈光芒的新气象，从而形成印度另一阶段的宗教思想——印度佛教。

以下再从佛教内部情形来探索原始佛教大乘菩萨道思想的萌芽。

二、佛教的内部因素——原始佛教教团的氛围

原始佛教时期，一般是指从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成佛之后至其入涅　百年（或百二十年、百三十年）间到僧团第一次分裂前的佛教。此时期，在佛法的教义与戒律上，几无根本上的分歧，整个教团可说是和合无诤，故佛教历史学家将此时期订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

而原始佛教是否有具体的菩萨道思想，抑或是有“菩萨”的说法？一般来说，学界都承认在原始佛教有“菩萨”的存在，但此菩萨通常是指即将成佛的最后身菩萨，亦即是指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之身为菩萨。不过，“菩萨”在此虽是指佛的前身，但不代表此时期是没有具体的菩萨道思想，因此，要探索此时期的菩萨道思想则必须从原始佛教圣典来一探究竟。

由于，原始佛教圣典——“经”与“律”，是佛灭后第一次结集始定，故佛陀时期之“经”与“律”的初型已难考见。不过从相关文献，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十四说道，有长者要求国王准许于夜间点灯读佛经的记载，可推论原始佛教时期应有一些可读诵的经典；另外，佛世之僧团必须于每半月布萨（即诵戒），因此当时应有专诵律的律师。由此，学界认为佛陀时代应有一些为读诵而集成的部类：法句、义品、波罗提木叉等，只是当时未有具体之名目，因此，欲探求原始佛教圣典的菩萨道思想不能不从《阿含》经典来搜罗。

虽然现在《阿含经》的内容，与初次结集时已有增损，但从《阿含经》素朴的记录中，尚不难找出原始佛教的真貌。因为在原始佛教简单而朴实的教理中，佛陀从不做形而上的玄谈，一切皆以具体的实践为主，即是佛陀本身是以声闻比丘的身分来实践修行。所以要在原始佛教来探索大乘菩萨道思想，不能只从教理上的文字来下定论，而应该进一步观察这时期佛陀的身教与言教背后的意涵。

首先，从《阿含》经典来观察佛陀的身教所体现之意涵。在原始的《阿含》圣典当中，佛陀虽然未曾向其弟子开示具体的菩萨道，但是佛陀以利他为要务的具体实践，已说明了大乘菩萨道的精神。特别是在僧团当中，佛陀处处表现出关怀、帮助、分享等行动，如《摩诃僧祇律》卷二十八，佛陀亲自照顾年老的僧人：

时世尊到一破房中，见有一病比丘卧粪秽中不能自起，佛问比丘：“气力何似，所患增损？”答言：“世尊，患但有增无损。”......佛语比丘：“汝莫忧恼，我当伴汝。”佛语比丘：“取衣来，我为汝浣。”尔时阿难白佛言：“置，世尊！是病比丘衣我当与浣。”佛语阿难：“汝便浣衣，我当灌水。”阿难即浣，世尊灌水，浣已日曝。

此外，佛陀也曾为盲僧补衣、僧团实行六和敬等，一切不以自私自利为主，而考虑整体的利益，并且从实践利他当中来完成自利。

而佛陀在为弟子说法的过程中，常举其过去累生累劫修行菩萨道——《本生谭》的故事，来佐证其说法的内容与修行的结果，亦即：要成就佛道，须修菩萨道。这些行菩萨道的角色遍及社会上各各阶层，为佛陀过去方便利人而现各类各种的身分，如：为外道、为王、为臣、农、工、商，甚至为禽兽。所以从《本生谭》中，不难窥见佛陀的本怀是以行菩萨道为理想。

其次，从佛陀在当时为弟子开示的言教来看。虽然在原始圣典中，所提到的菩萨仅两位，一是未成佛前的释迦牟尼佛；另一是将来在此世界成佛的弥勒菩萨，但是在文中却已透露出三世诸佛的消息，如《长阿含经》卷一：

佛告诸比丘，过去九十一劫，时世有佛名毗婆尸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即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毗舍婆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比丘，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又名拘那含，又名迦叶。我今亦于贤劫中成最正觉。

释尊在《长阿含经》明示在此之前已有过去七佛，其下又说明这些佛之出世、出家、成道、度众生、入涅　的种种历程；而在卷六也说道弥勒菩萨在未来成佛之事迹。

从《阿含》圣典露出三世诸佛的曙光中，可再发现其中有许多的大乘菩萨道之名目与思想，如：《长阿含经》卷八云：

“有四法，谓四摄法，惠施、爱语、利人、等利。”说到菩萨利他应行四摄法；另《增一阿含经》卷十九亦云：菩萨摩诃萨成就几法，而行檀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疾成无上正真之道。佛告弥勒：若菩萨摩诃萨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罗蜜，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

此段经文为弥勒菩萨问佛，菩萨摩诃萨如何行菩萨道具足“六波罗蜜”一事。因此，所谓大乘成佛之道——即菩萨道，在原始佛教，已具体而微，呼之欲出矣！

综上所述，欲探讨大乘菩萨道建构的起源，不能只从初期大乘佛教之发展来判断，而应上朔原始佛教以见全貌。因此，从原始佛教的形成可以发现，无论是僧团的运作或是佛陀本身自述其无穷，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了解华严宗的“十玄门”。

华严宗这种宗教，在方东美的理解中，“十玄门”所表现的十项哲学原理中，“互遍相资性”是华严宗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它的运思方法和思想模式，不但“成已”，而且“成物”，这样佛与众生平等，万法也彻底平等。正是因为它成就了中国哲学最高的精神价值，从更高层次上讲求调动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协调好各方而利益关系，从而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和睦相处的人际环境，这可以叫做“最高的精神民主”。

总之，方东美所阐述的华严哲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提升与启迪。经他诠释的华严佛教哲学，一部分已经成为他的哲学体系中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可以发展三方面的关系：首先是与神明的‘内在融通’关系，其次是与人类的‘互爱互助’关系，第三是与世界的‘参赞化育’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今天面对21世纪哲学与文化的战略性思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仍不能绕过他们，而必须借鉴和弘扬他们人文情结。本世纪中国坚持传统精英文化的人文理想并在各自的文史哲专业上作出各种贡献的人文学者的反思与批判是极有深度的，他们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意义、仍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作者：程若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