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净土宗的戒律观
　　一、 前言
　　李元松老师领导的现代禅教团，对于佛教戒律的看法及实践，笔者以前有〈现代禅的戒律观〉一文详论。李老师于2003年往生前，终止《现代禅宗门规矩》的制度，将“现代禅菩萨僧团”改为“弥陀共修会”，足见转入净土信仰之后，在戒律方面的作法有所改变。
　　早期的现代禅教团，在以禅为主的教导中，李老师很早就鼓励弟子早晚诵读〈净土发愿文〉并称念佛名。记得李老师当时曾对笔者说过，如果专修净土宗的话，净土信仰的实践要点是“持戒念佛”。戒律对于净土信仰的实践，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则，在改变《宗门规矩》制度之后，现代化的净土信仰者应当如何“持戒念佛”，应当是一个可以厘清的课题。
　　师往生后，吾人整理阅读李老师以净土信仰为核心的著作，重新认识并实践李老师的现代净土信仰，对此课题渐有会心，只是尚未有因缘写出。
　　近日听闻有相识的同修，随学其他法门后，将参加“受菩萨戒”的仪式。以此因缘，颇引起一些随想，觉得可以从“现代净土宗”的角度，呈现李老师的戒律观，乃成此文。
　　二、受戒的原始意义：“德行”与“团体规约”
　　笔者在〈现代禅的戒律观〉中，曾经说明，李老师主张对于来自古代的戒条，一律束之高阁，现代人当持守的是“现代人的戒律”。李老师这一主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古代的戒律产生于特殊的时间环境下，其中大多数具体的戒条，在时空变异下，根本无法持守。对于戒律的态度，应当取其精神加以延续，对于具体的规定，不能被古籍所拘泥。
　　若论其原始精神，“受戒”在佛教中的意义是：加入佛教的教团，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并因此接受这个团体在“德行”上的期勉，或“生活规约”上的约束。声闻佛教信众所持受的戒律，如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尼)戒与一般居士的五戒，都可以这样理解。
　　后起的印度大乘佛教，在声闻戒之外，提出了“菩萨戒”的概念。据印顺法师在《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一书的研究，最早的“菩萨戒”就是“十善”，也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印顺法师认为就是印度古代社会对于德行的原则而已。
　　后来，大乘菩萨戒的内容又有铺陈，在文本的形式上，模仿声闻戒，作了详尽具体的规范，但是也有稍许不同的意义。譬如，受菩萨戒时，不同于受声闻戒时自誓“尽形寿(这一生)”受持，而是“尽未来际(以后生生世世)”都要受持。又譬如，受声闻戒，必须在团体中，由师长证明才算数，而受菩萨戒，因缘不具的，也可以在佛前发愿受持即可。这两个特色，都显示出“菩萨戒”不纯粹是“佛教团体的德行要求与生活公约”，而同时还具有（相对于团体的）“个己性”和(相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性”。但无论如何，由于它在内容上，同样是以众多的戒条，对于信众的行为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因此，这种后起的菩萨戒本，也具有受限于印度特殊时空环境的问题，不是今人能够，或必须完全持守的。(汉传佛教盛行的菩萨戒本《梵网经》，学者通常认为是汉人所制作的疑伪经，则难免又有中国古代社会环境的因素于其中。)
　　三、今时世俗佛教的“受菩萨戒”
　　戒律无法被完整地持守，但在佛教的传统上，却又往往标榜受戒、持戒的功德。这是极大的困扰佛教史的问题。因此，不同的佛教传统中，各国的古德有不同的新方便。除了前述“菩萨戒”的出现与流变之外，还有一些影响较为深远的作法，如汉传的禅僧百丈怀海（720－814年），立下了“丛林清规”，日本天台宗祖师最澄（767－822年）则改变汉传佛教“大小戒兼受”的传统，而采取“单受大乘圆顿戒”的作法，都是著名的例子。
　　而在当今的汉传佛教，采取的是另一个策略，那就是中华文化惯有的“说一套，做一套”恶习(中国大陆近年发明一个名词“潜规则”，来指称这一现象)。一方面，大家心知肚明，所受的戒条不能持守，也无须完全持守，只要自由心证的选择可以持守的来持守即可，但是另一方面又设计出繁琐庄重的受戒仪轨，标榜受戒、持戒，作功德想。在此情况下，大多数人不但不以为意，却以这种虚拟的受持戒律的方式自鸣得意，睥睨四方。君不见，一些汉传佛教徒在署名时，前面还特意加上“菩萨戒弟子某某”等字样，来标示其曾经参加某一仪式之后，就能拥有异于一般佛教徒的殊胜。
　　基于以上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当今的汉传佛教氛围中，“受菩萨戒”有可能透过这一“个己性”“超越性”的戒律的受持，而使其修道之路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也有可能由此陷入汉传佛教“表里不一”的矛盾中，而不自知。
　　四、日本净土教的“无戒”
　　前面提到日本传教大师最澄的戒律改革思想，据傅伟勋教授在《大小兼受戒、单受菩萨戒与无戒之戒——中日佛教戒律观的评较考察》一文的研究，经过日本净土教法然与亲鸾二位祖师的转折，最终发展为“建立绝对他力意义的‘无戒之戒’传统。”
　　傅教授引述亲鸾的话：
　　亲鸾又说：弥陀本愿不择老少善恶，唯信心为要。誓愿本为罪恶深重烦恼炽盛之众生所立。相信本愿，不须其他善行，因无可胜念佛之善故。恶亦非可惧，无可碍本愿之恶故也。
　　但是，傅教授又指出：
　　亲鸾晚年听到他的儿子慈信房（善鸾）在关东地区弘法之时，由于曲解他的念佛原义而导致“造恶无碍”（既然念佛即得往生，则不论犯甚么罪，作甚么恶一概无妨）等邪说谬论，极为痛心而断绝父子关系。
　　傅教授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错误，乃是因为“无戒之戒”：“乃属不可思议的胜义谛事，与分别善恶对错，故属世俗谛层次的传统戒律并不相干，也无冲突可言。……原先胜义谛层次的‘无戒之戒’被后世佛教徒所误解或曲解，逐渐流于纯世俗意味的完全‘无戒’，实非亲鸶当时所能预料之者。”
　　傅教授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今天这种混淆或曲解，在一部份受日本净土教影响的台湾佛教团体中，仍然同样存在著。但笔者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与其归因于亲鸾圣人，不如将最终的源头，归于法然上人“唯立念佛一行”，其他佛法一概“舍闭搁抛”的态度。因为在此一态度下，戒定慧三无漏学，乃至世出世间一切善行，都被斥为“杂修杂行”，反而障碍了往生。佛教演变至此，不能不令人叹息。
　　前面说过，信徒受戒的原初意义是：“加入佛教的教团，并因此接受这个团体在‘德行’上的期勉，或‘生活规约’上的约束。”对于那些视“戒律”为“杂修杂行”的日本系净土宗团体，我们可以反问他们的是：“难道除了称名念佛之外，你们有团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约吗？你们对于信徒的德行，有没有起码的期勉？”如果答覆是肯定的，那就不能说“戒律”属于“圣道门”或“杂修杂行”。因为，你们也不能没有那样的东西。
　　五、“丛林清规”与现代戒律
　　在戒律改革的策略上，李老师创设“宗门规矩”的态度比较接近百丈怀海的作法，那就是一方面把古代印度时空下制立的传统戒条“放入括号”，另一方面务实的建立符合当时当地环境的新规约。农禅合一的“丛林清规”与现代禅的“宗门规矩”都可以这样看。
　　这样的策略可以说是更符合佛教戒律的原始精神。
　　佛教戒律在“德行”方面的期勉，从经典中看到的，主要强调的是对众生“不害”，进而“慈悲救护”；在“生活规约”方面的约束，主要著眼于团体的清净无诤，避世讥嫌等等。掌握这样的精神，唐代的禅宗丛林，可以不再依据“律寺”规矩，而创设新的“清规”，作为摄僧共住的新制度，而完全没有背离佛法。
　　李老师的戒律观，主要的特色，是无论在“德行的期勉”和“共住的生活规约”方面，都强调“现代精神”的发挥。李老师在〈不安的原因与解脱的原理〉重印单行本写的“前言”中这样说：
　　不论真理是什么，既生乎当世，即应顺应时代精神，尊重世间智者共识，且将一干诤论暂时搁置，而以恪尽职责、照顾身旁周遭的人为先，并做一个有品有格、理性宽容的现代人。继之于日常倾宇宙之力活在眼前一瞬，淬炼平静如水的定心和刚硬如铁的意志。当学佛人具备这些涵养，历经此番锻炼，人生已很少有足以击倒他的刺激，或不敢面对的问题，至此方拥有坚实的人生。之后才各自去追求所宗仰的宗教境界——或老实念佛，或止观双运，或修四念住，或只管打坐……。
　　在这一段话中，李老师清楚地表述一个想法，那就是“戒”与“定”是共世俗的真理，无论是否追求宗教“出世间”的境界，可以先具足这方面的涵养。
　　这样的分辨是极为重要的。如前引傅教授的论点，无法辩别“世间善”与“出世间善”的关系，是日本净土教末流的戒律观产生流弊的原因。能够分辨二者的关系，才能确知：“虽然信自身是罪恶生死凡夫，无一善可取”，但是仍然必须“以恪尽职责、照顾身旁周遭的人为先，并做一个有品有格、理性宽容的现代人”，二者是同时并存的。
　　李老师这里说的：“以恪尽职责、照顾身旁周遭的人为先，并做一个有品有格、理性宽容的现代人。”可对应于佛教戒律中对信众在“德行”方面之期勉的内容，而具有现代性。
　　在“团体生活规约”方面，李老师前有《佛教现代禅宗门规矩》的施设，而在往生前取消。李老师在2003年净土九讲中，设想的往后以念佛为主的教团，是一个团结、无诤、相互体谅、相亲相爱的教团；是成员之间地位平等，都是弥陀的信者的教团。李老师教团取消现代禅教团制度后，成立的“弥陀共修会”，将它分为若干小组，相对于原来的教团制度，组织上比较自由松散。
　　六、现代净土宗的受戒仪式
　　传统的汉传佛教的戒律观中，有一项不好的观念，就是“于受戒持戒生功德想”。相对于此，李老师的现代戒律观，经常说的就是“行所应行，并无功德”。因此，他无须也不会像传统佛教徒那样标榜自己是“菩萨戒弟子”云云。在此情况下，“持戒念佛”也可以转译为李老师的另一句法语，即：“行所应行，南无阿弥陀佛。”
　　李老师生前领导的现代禅教团，是一个几乎没有仪式的教团。因此，虽然有“现代禅的戒律观”，却没有“现代禅的受戒仪式”。笔者认为，简要而如实的仪式，并非全然不可取的。如果将来现代净土宗的教团，觉得也可以举办“受戒仪式”的话，那么，我认为，在佛前，在大众中宣示以“不违背法律、不伤害他人”为前提，进而“以恪尽职责、照顾身旁周遭的人为先，并做一个有品有格、理性宽容的现代人”相期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在佛教中刻意地提倡现代意识，以培养信徒成为现代化的人格者，对于佛教的健康发展，和对社会的贡献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一门课。
　　因此，笔者认为，若有认同李老师的戒律观，并愿意受持现代戒律的人，如果因缘不具，不能在大众中举行受戒仪式，而在佛前如是默祷，受此现代的戒，也是可以的。如果三五同朋，同见同行，互为善知识，一起在佛前举行受戒仪式更佳；同时还可以自订团体规约，成立自己的“弥陀共修会”。
　　七、结语
　　采用新的受戒仪式，诵念和过去不一样的受戒内容，有些传统佛教的人可能会如是讥评，说这样的作法太过僭妄。但是回顾整个佛教史，突破传统佛教戒律的困局乃是许多有心人士的共识，尤其是汉传佛教，印顺法师在〈泛论中国佛教制度〉一文中说：“佛教在中国，可说教义（法）有著可赞美的一页，而教制──律制是失败的。”在这样的传统下，开展新的、既合乎佛教戒律原意，又合乎时代精神的尝试，乃是必然的一步。这也是“行所应行”的一种吧！
　　二○○七年九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