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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论之量论因中有果论与二十五谛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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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论之量论因中有果论与二十五谛通释
  杨超[编者按:本刊新增“旧作新刊”栏目,刊登学界前辈有价值的未刊旧作]
  绪论
  Werner Mahrhalz尝于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literargeschichte und literarwissenschaft)一文中谓学术材料之处理,或出诸体系哲学之观点,或出诸历史实用之观点;以体系言,则即体知其用;以史实言,则即用显其体;本文拟执体系以求诸数论(Samkhya)之说而非作史实变演之考证。
  数论之量论因中有果论与二十五谛通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体系之成立,实混然不可或分,系虽众而体则一,犹坚白石然,离白无坚,离坚无白。执白求石执坚求石不无由显,唯以坚释白以白释坚而石始显然,是以一体系之研究要在通释。
  体系之成立盖以系立体,故纲举而目张,契领而襟至。数论之学,基于量论,量论既立,乃有因果之说,遂成二十五谛,而数论之体系始整然备矣。自二十五谛观之,其所论证之法,取于比证,而适以明因中有果之说,且其自身即为因中有果之一例证。自因果说言之,其论证亦取于比证,而适以成二十五谛之说,且其自身即为二十五谛说之一原理。自量论言之,则因中有果说与二十五谛皆自其比证得之。三者不可稍离,非唯通释又恶乎为之论述邪。
  甲、量论
  一、量论概述量之一名,梵语为勃罗摩那,为梵语摩之语根作成,其义取尺度准衡之意。《金七十论》第三偈“世中有量能知如称尺等知长短轻重”亦此意也。量论之学自印度哲学观之,盖为学派时代诸派所其有者;原始佛教有十二因缘之说;吠擅多派(Vedanta)则立六量:曰现量,曰比量,曰声量,曰比喻量,曰义准量,曰无体量;正理派则立四量,去义准无体二量;数论瑜伽(Yoga),则立三量,曰证量,曰比量,曰圣言;胜论(Nyaya)则立二量,去圣言量;乃至龙树《方便心论》之立四量;无着世亲之立三量;陈那之立二量;莫不皆然;盖亦一代学风使之然矣。顾数论量论之要,非其自身,而在于立二十五谛及因果之说。《金七十论》第三偈曰:“云何分别本性变易及知者曰世中有量能知。”第四偈曰:“由证比及圣言故得略立三,广为二十五。”则此三量即数论体系之所基矣。
  二、三量
  数论说量有三:一者证量;二者比量;三者圣言。
  (一)证量:《金七十论》偈四:“证量者,是智从根生尘不可显现非不定无二,是名证量。”偈五:“对尘解证量者,耳子声生解乃至鼻子香生解,唯解不能知,是名为证量。”此言证量,即正理胜论诸派之言现量,而正理派释之尤善,其言曰:“自根境之接触生不可得说明离动乱以确定为特质之知识,名现量。”本村泰贤:《印度六派哲学》,页37。是现量者实为感官之直觉(intuition),而非知觉(perception)或概念(conception)之知。此中言量与境其相系者有二,一曰从根生尘,其义即由量生境,以根为具;一曰对尘生解,其义即由境生量以根为具,二者逆而相成并行而不悖,是以《金七十论》谓量“能通一切境”而“境或云从量”。斯数论言证量之一特色也。
  (二)比量:《金七十论》偈四:“比量者以证为前,比量有三,一者为前,二者有余,三者平等。”偈五:“比量三别知者,一有前,二有余,三平等,此三种智因证量故,能别此三境及三世是名比量,如人见黑云当知必雨,如见江中满新浊水,当知上源必有雨;如见巴吒罗国艹奄罗树发华,当知忄乔萨罗国亦复如是。相有相为先者,相有相应不相离,因证此相故,比量乃得成。”此言比量,同于正理之说。正理论中亦有前有余平等三者之成立。瓦次耶耶那为之注云:“有前比量者为自原因类推结果,例如见黑云而推定雨将降类。有余比量者与前相反,为自结果溯原因而比知,例如河水增加而判定水源降雨类,共为基础因果关系之推定法也。第三平等比量者不拘前后,由既知事件而推知有同样特征之他事件,与所谓类推相当。”同上书,页38。是比量者,实为逻辑之推理之知,且数论因中有果之说亦肇端倪于此焉。有前以现量之因知未来之果,明因中有果,有余以现量之果知已成之因,明因中有果,平等比量以相有相必相应,即此因果双推,知彼之因果,亦明因中有果;故此三比量实成立因中有果说而三征之,虽然,无证量又恶乎以言比量也。
  (三)圣言量:《金七十论》偈四:“圣言者若按证量比量不通此义,由圣言故,是乃得通,譬如天上北单越非证比所知,信圣言故,乃得可知。”偈五:“圣教名圣言者如梵天及摩少兔王所说四皮陀及正论。”此言圣言,即正理论之言声量或传承量,盖以补此证之不足也。自其性质观之,实同于Montague所谓权威主义之知。(见所著Ways of Knowing))
  三、量与境
  境者根之对象,谓二十五义摄一切故,唯量能通一切境。盖境之成立以知量能得通解故。《金七十论》偈四曰:“云何得多境,智量所行故,故得成于境。”即此之谓也。
  然以证量行境,亦有十二种不可见:第七偈云
  “世间实有物,远故不可见,譬如堕彼岸,此则不能知。近故不可见,如尘在眼则不能取。根坯不可见,犹如聋盲人不能取声色。心不定故不见,譬如心异缘不能得此境。细微故不见,如烟热尘气散空细不可知。覆障故不见,譬如壁外物隔覆不可知。伏逼故不见,譬如日光出,星月不复显。相似故不见,如粒豆在豆聚,同类难可知,如是实有物,八种不可见。”
  “无物有四种,亦复不可知,一生前不可见,如泥未作器,器则不可知。二坯无故不见,如瓶破坯巳则不可复知。三互无故不见,如牛中不见马,马中不见牛。四极无故不见,如非自在人,二头及三手。”
  此中十二不见唯比量圣言可以解知。缘事见有因,遂自境量之间,成立因中有果之说。如是则破十二不可见并以互释三量之论。
  乙、因中有果论
  一、因中有果之论证数论说因有果,设有五证,一者无不可作,二者必须取因,三者一切不生,四者能作所作,五者随因有果。
  (一)《金七十论》偈九:“无不可作故者,世中若物无造作不得成,如从沙出油,若物有可作,如压麻出油,若物此中无,从此不得出,今见大等从性生,故知自性有大等。”此证盖取“相有相为先,相有相相应不相离故”之意。故无有相,亦必无相,见相,知必有有相。以言三别境,盖依有余比量而立,见江中满新浊水,知上源雨,犹见大等从性生故知自性有大等。又《俱舍光记》引雨众言,谓有必常有无必常无,无必不生有必不减。(见卷七十)亦此意也。故曰无不可作,即此以证因中有果。
  (二)偈九:“必须取因故者,若人欲求物,必须取物因,譬如有人计明日婆罗门应来我家食,故我今取乳,若乳中无酥酪何故不取水,求物取因故,故知自性中有大。”此证盖取上证之义而用诸人事或意志。上证所言纯为物之自相,而此证则推以及诸人事意志之亦有因果可求,故曰求物取因,即此以征因中有果。
  (三)偈九:“一切不生故者,若因中无果者,则一切能生一切物,草沙石等能生金银等物,此事无故,故知因中有果。”此证盖有取平等比量之义。见巴吒罗国艹奄罗树发华,当知忄乔萨罗国亦复如是;犹知此生金银者能生金银,则知他生金银者亦复如之。然若彼非金银者则金银终不得出故,草沙终不能出金银,犹桃树不能发艹奄罗树之华,即此以征因中有果。
  (四)偈九:“能作所作故者,譬如陶师具足作具,从土聚作瓮等,不从草木等作瓶瓮,故知自性能作大等,故自性有大等。”此证盖亦取上证之义而用诸人事者。上证所言纯为物之自相,而此证则更推而至于“作者”。犹无其与上证相系处,犹无不可作,故必须取因,故“一切不生故能作所作”即此以证因中有果。
  (五)偈九:“随因有果故者,谓随因种类,果种亦如是,譬如麦芽者,必随于麦种,若因中无果者,果不必似因,是则从麦种,豆等芽应成,以无如此故,故知因有果。”此证盖取有前比量之义,见麦种则必有麦芽随之,犹见黑云则必有雨水随之,即此以征因中有果。
  综上五证实皆基于量论而旨在成立自性,故一征自性有大等,再则曰自性中有大,第十偈曰:“自性不如是,无有因生故”盖以之明自性为因,大等为果也。然量论所述取证为正,而此五证,皆属反证,要其精义所归,实是一辙。
  二、因中有果论与转变义相似义
  数论依因中有果之论,立转变义,立相似义。
  变异之义有二,一曰因变异立本末,末不离本;二曰因变异立相似,本末相似。《金七十论》偈十一:“譬如黑衣从黑缕出,末与本相似,故知变异有三德,变异有本故,自性有三德,谓本末相似。”盖从因生果,果自因生,此中相生即为变异,云何知为变异以相似故?变异必相似故知相似,知有本末,知有本末则即因可以见果,即果可以知因,见此可以知彼,斯又与三量之说相通澈矣。
  因中有果之论旨在成立自性,故转变相似之说亦皆在成立自性而使之衍为二十五谛。《七十论》有云:“大能生我慢,我慢生五唯,乃至五大等,自性能生大,故本末皆相似。”“变异者所谓大我慢乃至五十等此二十三皆有三德,末有三德故知本有三德。”盖因中有果之论既立自性,自性中有觉,因转变义故,有觉转变为觉。以至二十三谛而觉万有。故自自性至万有其所以摄之者,盖唯转变之义是矣。其所以证之者曰相似,万有具三德,自性亦具三德,本末相似,此则又与因果说不可须臾离也。
  责任编辑:张志强
  杨超,字家秀(1930—1969),浙江余姚人。1946年入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1947年转入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哲学系。1949年参军,1952年因病复员至上海。1956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侯外庐先生领导下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等书。本文系杨超解放前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时所作,时年十八岁。读书札记:孔子的趣味和理想
  彭运生一、“学而时习之”。
  孔子认为这是带来快乐的事情。学,当是指认识真理;时习之,当是指以此真理为基础的各种日常的道德实践。
  读书札记:孔子的趣味和理想《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 《论语》大概成书于孔子逝后。孔门弟子把“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置于全书的开篇处,想必不会是率意而为之举:这句话最能折射出孔子的日常形象和趣味。
  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之言来注释这句话:“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但这样的解释是“危险的”,因为我们由之可以推论:众多的“信从者”,当初只是“受益者”,如今不远百里、千里而来,是否又是为了“受益”?抑或是为了“报答”?如果是前者,那岂不成了恶梦?如果是后者,那么,由此所生之“乐”,未免太那个了一些啊!
  其实,把“朋”训为“信从者”,明显是失当的,因为这无视“朋”字所意味着的平等性。
  “同志为朋”。这可能是“朋”字较古老的含义、较普遍的共识。理学家们作为道德主义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孔子说成也是道德家,最终把孔子的人生趣味干瘪化了。
  朋,其实是今天所说的“知音”。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实际上是一句诗:“朋之来”,永远具有“自远方来”的意味。“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一个人可能同我一起生活,而一旦我们俩相互间达到心领神会,我们就会感到:眼前的对方真是从遥远的天际飘然而至!
  作出这种理解,我们便能更切实地体会孔子对子贡、子夏和颜渊等学生的赞赏。孔子心中的“知音欲望”是强烈的。
  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不知则愠——这是“知音欲望”之本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亦即所谓人之常情,今则说“人不知而不愠”,并非指“人不知而没有愤怒”,而是指“人应当超越知音欲望不得实现的痛苦”。
  而孔子更把“人不知而不愠”说成是“君子”的标志,它在重要性上超过了“学而时习之”和“有朋自远方来”。
  细加体会,“人不知而不愠”更能冲撞我们的心灵,因为它包含了更丰富的人性内容:除了知音欲望,这里还有虚无主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或许,这是《论语》中意蕴最为深厚的两句话。
  四、“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也是一句诗,其中有明显的崇高意味。诗句的灵魂,是人性对于绝对真理的爱好。
  朱熹把“道”说成是“事物当然之理”,还说“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这么一来,“道”就成了有着具体内容和具体疗效的东西。
  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世上有绝对真理,然后有人去追求;追求绝对真理是人性的一种固有倾向。孔子完全可能是在自己“闻道”之前说出此语。理学家一贯的毛病,是把诗的语言当成是哲理性的实话实说。
  追求绝对真理固然是人性的固有倾向,但这种倾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总是受到压抑,只有哲人才能充分发挥这一本性。孔子本人所找寻的绝对真理,是所谓“知命”中的“命”、以及所谓“知天命”中的“天命”。
  五、“枨也欲,焉得刚?”
  后人从孔子这段话中提炼出一个成语:无欲则刚。
  朱熹对于“刚”字的解说是:“坚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难能,故夫子叹其未见”。朱熹又引“谢氏”之言:“刚与欲正相反。能胜物之谓刚,故常伸于万物之上;为物掩之谓欲,故常屈于万物之下”。
  把“欲”理解为“物欲”,是不错的。但把欲说成是刚的反面,刚本身似乎没有正面的内容,最多也只有一项任务:为制欲而制欲。
  理学家们制欲,如果说真地也有什么目的,那便是为了“天理流行”。显然,孔子没达到这么高的思辩水平,或许也用不着这么高的思辩水平。
  孔子心中的刚到底是什么?
  刘向《说苑》载:“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这是否稗乘野史其实无关紧要,因为几乎所有哲人都鼓吹要回归到“婴儿”状态。
  物欲亦是人性,但物欲作为人性,很容易自我膨胀,从而遮蔽其它人性。直至将其它人性化成它的工具。
  刚,便是遏制住物欲的膨胀,让其它大量人性都获得自由舒展。刚,意味着丰富人性的全面发展。
  六、“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朱熹引“范氏”对于“直”的解释:“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
  汉语中有“刚直”一词,“刚”与“直”是同义的。
  七、“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人是爱自己的专家,每一种人性的共同使命就是自我肯定。每次“过错”之后,我们可能也会愧疚、自怨自艾,但不用多久,我们心中就会有一万个声音同时要求驱逐这种自怨自艾,各种具体的“理由”也连续不断地浮出水面来。
  这也是一句诗,而不是什么哲理,本质上属于“荒诞派戏剧”一流。诗的灵魂是某种理性的厌恶之情:全人类都被小丑化了。读这样的句子,我们一方面自感无奈,另一方面更自感高大。这也是荒诞派戏剧提供给我们的东西。
  八、“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颜渊当初似乎仅只是为了获得圣人的赞美和悲伤而投胎为人的,故而当其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完全无视“一箪食,一瓢饮,处陋巷”的穷苦,一旦达到圣人的赞美和悲伤将势不可免的地步,颜渊按照契约,便被上天召回了!
  短命。
  不知道汉语中“短命”一词是否孔子的创造,这个词本身就是抒情的。短命,原意应是老天爷使某人短寿。这里有厌恶、也有忧伤,而最终是坦然受之。
  孔子断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话中意味显得严重。今则不妨说:不言命,我们便不能发抒我们心中最复杂、最诚挚、最深厚的感情。在今天的文明人眼中,命或天命,连同鬼或神,都成了迷信。或许,世界上没有任何精神实体,任何精神实体概念最终都将被“证明”为迷信;但人性因为自己的存在,永远需要某种精神实体概念,否则就会成为枉自焦虑、徒有飞驰欲望的瘫子。
  九、“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朱熹解说孔子这两句话:“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
  或许,朱熹的解说是自我圆满的。只不过,孔子这里只是在说梦啊!把一个梦说出这么些个“因为……所以……”,难道不是太拘泥了吗?
  问题是:如果没有朱熹的这类解说,我们能不能完全“理解”孔子的话?我们甚至可以问:如果我们连“周公”是何许人也一无所知,这会影响我们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吗?
  我们不妨读刘禹锡的一首五绝:“今日花前饮,甘心醉数杯。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再读现代诗人熊雅柳的超短诗《石头》:“也曾经是一团火”。
  孔子这两句话一如上所引二诗,共同的灵魂即是人性对于衰老的厌恶。孔子这两句话还包含了某种“狡辩”意味:或许衰老本身没有什么可厌恶的,谁知它竟然使人“久矣不复梦见周公”,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伟大的诗都无需专门的历史知识,因为它本质上是超历史的。
  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通常都把孔子这番话理解为:孔子善于学习。殊不知孔子更说过“不友不如己者”。谁能想象现实中的孔子会把“不善者”奉为“己之师”?“师”比起“友”,不是要求更多的尊敬吗?
  其实,这段话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孔子的另一段话:“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它们本质上都是杰出的诗句,共同的灵魂,是人性对于人类的爱。
  这段话的内蕴是:人可以二分为善与不善,但无论善与不善,一切人毕竟都可以或正面或反面地成为我的老师,给我以助益啊!难道我有理由拒绝任何人吗?
  十一、“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衤任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指小信)也,自经(指缢死)于沟渎而莫之知(指无人知晓)也’。”
  在子贡之前,子路同样觉得管仲算不上是“仁”。这似乎表明:孔子平时评价历史人物时,是把仁作为首要的标准,这一点化成了众弟子们的思维定势。
  而上所引孔子这段话,直接同孔子若干一贯性的观点相冲突。譬如,孔子主张“人不知而不愠”,今则对于“无人知晓”竟然也感到不可容忍了。
  这段话的情感气势是浩浩荡荡的、无法阻挡的。让我们思索苏东坡的《浪淘沙·大江东去》一词对周瑜的描写吧。苏东坡的周瑜和孔子的管仲,不正是一般无二吗?这两个形象,所寄寓的都是人性中的成功欲望。
  十二、“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这段话是歌颂“美德”的。而“美德”之值得歌颂,在于它可以引起他人长时期的赞扬、甚或感激!
  理学家们认为,仁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真正动力。其实远非如此简单。或许,人间的道德行为的大多数,只是源于人性中的“伪善欲望”。人们似乎对伪善有太多的不屑。实际上,伪善欲望也有两种存在及发用流行的方式:成为物欲之工具的伪善欲望、自作主宰的伪善欲望。
  上所引那段话,归根结底是“自作主宰的伪善欲望”的自吐心曲、自我肯定。
  十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如果一个人创造了某种精神实体概念,并且以此为基础,对于各种现象(或知识)作出解释,那么,这人就是真正的哲学家。
  孔子这里从三个方面来给“天”下定义:无言、使四时行、使百物生。孔学向来被称为“仁学”,但孔学最重要的术语应当是“天”、或者“命”和“天命”,而不是“仁”。
  十四、“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这是《论语》的最后一句话。
  孔子屡屡告诫学生:“患不知人”。又说知人即是智慧。总之,对于人之本质的认识,是孔子的一大兴趣。
  孔子今则说:人的本质要到语言中去寻找,或者说,语言的本质便是人的本质。离开语言,人学研究也就一筹莫展了。
  “不知言,无以知人”。读这两句话,我们又容易想象出孔子的一脸无奈:孔子平常有关人的一些言语,他的众弟子无论如何也觉得难以“理解”。
  或许,连孔子本人对自己不时从心底冒出的一些话语,也感到不好理解——尽管他明确感到这些话语中包含了与人性有关的无穷意蕴。
  孔子是哲人,因而也是真正的伟大诗人。只有伟大诗人才会对语言抱有如此信心、如此巨大的神秘感。
  (作者: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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