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是明末《嘉兴大藏经》刊行伟业的最早倡议者。而且，该藏经在版式方面舍弃传统的“梵筴本”而改用“方册本”方式，也是袁了凡的建议。因此，他可以说是《嘉兴藏》最早的催生者与版面革新的倡议者。
袁了凡是一位因为持诵准提咒而改变一生的虔诚佛教徒。关于他持诵准提咒的因缘，请参阅他的示子书：《了凡四训》中的第一篇〈立命之学 〉。在这篇相当感人的“示子书”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云谷禅师所传授给他的准提咒持诵法。禅师告诉他：“……但能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
其二是自持咒之日起，他的内心不再像往日的“悠悠放任”，而是“从此而后，终日兢兢……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而且，更难得的是，他从此不断地行善。而且往往以行善三千件、一万件之数量自期。就这样，他的命运突破了那位皇极神算所预言的宿命格局。
袁了凡一生的经历、他的准提咒持诵法、他的持续行善，以及那位神相的准确度、云谷禅师的立命之说等等，在在都值得今人深思。我很愿意劝人详读这篇文字。
二、七佛通戒偈
在善无畏所译的《七俱胝独部法》中，曾有这样的字句：
“佛言此咒及印能灭十恶、五逆一切重罪，成就一切白法功德。 作此法不简在家出家。若在家人饮酒食肉、有妻子，不简净秽，但依我法，无不成就。”
这段文句曾引起历代多人的讨论，也曾有人因此而致疑。致疑的关键，在于可以“饮酒食肉、有妻子、不简净秽”的描述。这样的文句，一则在彰显此一咒语的独特性及卓越功能，一则系为在家众开启方便之门，俾使一般在家佛子不致于因为畏惧禁戒的繁琐而不敢持诵。
但是必须深思的是：在家众“饮酒食肉、有妻子”等行为并不像杀人放火等一类直接伤害众生的恶行，它们只不过类似间接性的“遮戒”而已 。其中，可想而知的是喝酒必须以不使神智昏乱为限，否则口齿尚且不清，要如何持咒？至于“食肉（但不可杀生）、有妻子”，原本就是在家佛子所容许的，当然不算是恶行。
所以，这样的“方便”并没有鼓励恶行的意思。事实上，在修持期间如能尽可能去恶行善，则效验必有可能更形加强。这一点可以从前述《了凡四训》一节得到印证。
袁了凡自从奉持准提咒之后，“终日兢兢……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以佛门的“七佛通戒偈”做比况，这是“诸恶莫作”。他以行善三千件、一万件自期而持续恭行善业，这是“众善奉行”。至于依云谷禅师所授而奉持准提咒：“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到得念头不动 ……。”这也与“自净其意”的偈义相通。
对于一个对佛法并未深入而有意持诵准提咒的人来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一“七佛通戒偈”，正可以用来作为日常行为的指针。毕竟，持咒不只是祈求现世效验而已。逐步净化个人的内在污染，培养关怀众生疾苦的胸襟，使自己踏入菩萨道的庄严领域里，这应该是准提菩萨更深一层的期许吧！
三、明末清初的准提法修持风气
明代的显教信徒，似乎有不少人修持准提法。尤其是到明末，修持者尤多。除了袁了凡一例为多人所习知之外，兹再举出数例，以供参考。
明末项兰斋（俊卿），父项忠，子项谦，三代仕宦于朝，也是虔持准提咒的世家。项忠自幼奉持，心不退转。随军征战各地，而屡蒙准提菩萨庇佑。项兰斋官至大金吾，曾刊行《准提仪轨》、铸造准提镜施诸信众，也曾“堕水不濡，遇寇辟易。”到第三代的项谦，官至闽漳别驾。其人一生也有多次蒙受准提菩萨庇佑的经验。在李自成军队即将攻入北京的前数日，项谦“夜梦山石崩飞，潜身无地。闻空中语曰：‘但持我咒，尔难可免！’”不久，果然李自成军队攻陷北京。项谦率家丁巷战，“铦矛刺胸，衣不受损。徒步奔南，屡遇暴，不能害己。”由于感谢准提菩萨的护持，项谦曾印行《佛母准提焚修悉地忏悔玄文》一书，以分赠有缘，并藉以弘扬准提法门的殊胜。
关于明代的准提法修持风气，请参阅《佛母准提焚修悉地忏悔玄文》 卷首诸篇序文，即可略知梗概。倒是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几位知名的大师，也都鼓励信徒持诵准提咒。云栖莲池、憨山德清两位大师都曾传授准提法，天界觉浪禅师也称“观音与准提之救世最为灵应”。至于传授袁了凡准提咒的云谷禅师，也是与明末四大师同一时代的人物。可见当时此咒之风靡。
四、密咒显修
明清以来的中国佛教界，虽然密教并不兴盛，但是密咒之为显教徒所常持诵者，也为数不少。在寺院朝暮课诵仪轨中，即含有数十种密咒。其中，最为国人所习知者，当数六字大明咒、大悲咒与往生咒。然而能有一修法仪轨为显教徒所常修者，则当系以准提咒为核心的准提法。至于六字大明咒与大悲咒，虽然也各有仪轨，但都是藏传密教仪轨，并没有被汉传显教徒所普遍传习。因此，汉传显教徒之依仪轨以普修之密法，准提法纵使不是唯一的法门，至少也是最为常见的法门。
五、西藏与印度的准提信仰
西藏佛教之中，原本也曾传入准提法。元代庆吉祥所编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四，编号575 至577）中，曾著录西藏大藏经中已有相当于地婆诃罗与金刚智所译的二部准提法仪轨，以及多罗句铃多译的《七俱胝佛母大明陀罗尼经》。 在《德格版西藏大藏经》中（编613 ．984），也收有类似的译本，可见此法至迟在元代已经传入西藏。只是传习者少，因此在藏传宁玛、萨迦、噶举、格鲁四大派中，罕见有传习此法者。
关于印度的准提法流传情形，由于文献不足，已不得其详。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法门确是传自印度，而非中亚诸国。因为译出相关经典的四位译师之中，有三位（地婆诃罗、善无畏、金刚智）都是中印度人，而另一位（不空）虽是锡兰（师子国）人，但却是早年（十三、四岁时）即礼金刚智为师。因此，这四人所携来的梵本应该是来自印度，而非中亚。
此外，在印度奥里萨（ Orissa ）省的拉特那基利地方也曾发现有准提菩萨像（参见佐和隆研《密教美术的原像》 176 页，1982年法藏馆版）。这一造像史实，也可以反映出对准提菩萨的崇拜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