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法律
　　法谚云：“有社会，斯有法律。”可见法律是伴随社会而产生，在原始的社会中，并无法律的特别规范存在，端赖一种共遵的习惯来规范社会，这种习惯包括宗教、道德、法律、礼仪等。换句话说，法律规范的存在，是因为社会复杂化之后的需要，而以之作为行为的共同准则；而宗教对社会形成规范的自然作用，则是因为宗教的本质在净化心灵，劝人为善，是安定社会的磐石。
　　佛教戒律制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僧团的清净和乐，以达到究竟解脱的目的。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祖师大德因应时代的需要而制定丛林清规，于是戒律与中国化的丛林清规，便架构出中国佛教僧团的生活规范和法律制度。若与世间法律相比，犯刑法上的非告诉乃论，像杀生、伤害、偷盗、侵占、诈欺、贪污、贩毒等，也是触犯五戒的行为。法律的三读立法，就如同佛门的三番羯磨。在法律上，犯罪行为人只要有悔意，就可以视情况予以酌量减刑；佛门认为罪业透过诚心发露忏悔，便可以获得清净，更符合更生保护法。在法律上犯意不一定有罪，犯刑才会有罪；在佛门则只要有了犯意，就属于犯戒。佛门的戒律很注重人性，世间的法律会有不公平、冤狱，或顶罪等疏漏，但因果则不会有疏漏和侥幸。所以国父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佛法可以补法律的不足。”又说：“法律防范犯罪于已然，佛法防范犯罪于未然。”
　　佛教的法律制度
　　戒律作为僧团的法律制度，首重规范心意的起心动念，以治心为要，与世间法律从组织规范、行为规范、犯罪治裁等来约束人们的生活，在结构上有些共通之处，但是法律仲裁偏向治标，还是不如佛法能够治本的究竟。
　　世间法律的定义，自古以来就有多种说法，如：神意、自然、正义、强者、历史等。现代法学家对法律的定义为：“法律者，以保障群众安宁，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并透过国家公权力而强制实行的一种社会规范。”这是现代人对法律的理解，承袭自西方的“大陆法系”。相较于中国传统的法制，从传说的《禹刑》三千条，到周公制礼，李悝制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而后《秦律》、《汉九章律》、《晋泰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元通制》、《大明律》、《大清律》等，历时四千余年，大抵用在维持专制权力、统治阶级和刑罚，现代法律以人为本，重视人民的权利义务，显然是较民主的立法。
　　而佛教戒律的定义：戒，是自发心的遵守一切戒条；律，则含有他律规范之意，是为维持教团秩序而制订的规律条文及惩罚规定，包含一切的律仪。佛教传到东土之后，除了奉行六和僧团外，更因“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而产生具有中国色彩的“丛林清规”，规定丛林的组织及寺众日常生活的规则。此后随着时代及寺院所需不同，又制订有各种的共住规约，如：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至大清规》、明代的《敕修百丈清规》、民初的《高旻寺规约》，乃至日本佛教的《永平清规》、《大鉴清规》、《莲门清规》、《草山清规》等。以下从佛陀制戒的因缘、制戒的目的、戒律的重要性、戒律的种类来介绍佛教的法律制度。
　　制戒的因缘：《摩诃僧只律》卷一提到：“如来不以无过患因缘而为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在僧团最初成立的十二年，佛陀只为弟子制定了教授波罗提木叉，即“善护于口言，自净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净，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十二年后，有弟子犯不净行，佛陀才开始随犯随制，透过大众的制约，维护僧团的清净和乐。
　　制戒的目的：《摩诃僧只律》卷一记载：“诸佛如来不为声闻制戒，不立说波罗提木叉法，是故如来灭度之后，法不久住。”佛陀指出过去拘那含牟尼佛与随叶佛，因为不广为诸弟子说法，不结戒，也不说戒，因此弟子疲厌，法不久住。南传《善见律》也说：“大德！毗尼藏（律藏）是佛法之寿，毗尼藏住，佛法亦住。”所谓法住僧住，可见戒律的宣说奉行，攸关僧团的兴亡，正法的存续。
　　律载制戒有十种利益：“一者、摄僧故；二者、极摄僧故；三者、令僧安乐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者、有惭愧人得安稳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现法中得漏尽故；九者、未生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为诸天人开甘露施门故。”此十种利益，前九种以法摄僧，是确保僧团清净和乐的方便，最后的“正法久住”才是佛陀制律的最究竟目的，因为“佛法弘扬本在僧”。相较于世法之为伸张正义和维持社会秩序而存在，佛教戒律的制定，更富涵宗教的使命感与如来利生的慈悲。
　　戒律的重要性：《佛遗教经》云：“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闇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佛陀心切地嘱咐弟子“以戒为师”，肯定戒律与佛陀在世无异。佛弟子以佛陀的智慧和圆满人格为依归，服膺真理，肯定本具的平等佛性，这是不共世间法的。戒律不仅被奉为三藏之一，更是三学之一，依之而学，能达到究竟解脱。
　　戒律的种类：佛教戒律因受持者身份和发心的不同，有在家的三归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出家的沙弥及沙弥尼戒、式叉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及菩萨戒。从戒律受持的层次来说，是渐次受持的；从受持的内涵来看，因在家与出家而有不同。以菩萨戒为例，《优婆塞戒经》记载在家菩萨戒为“六重二十八轻戒”；《梵网经》记载出家菩萨戒为“十重四十八轻戒”。
　　一般提到佛教的戒律，便要说到五部律，这是就律藏传承的分派来说；说到五篇七聚，是就具足戒的罪行来分；说到四科，即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是就戒条的分析，每一条戒律皆具足四科；在戒相之中，又各有开、遮、持、犯的分别，做为清净受持的准绳。世间的法律，随顺着时代和需要，也时有增订、废除，种类不胜枚举，以现代法令为例，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事法、诉讼法、公法、私法、国际法、国际私法、条约、判例、习惯法等各种成文和不成文法；因地区、时代的不同发展也有殊异，如中华法系、日本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
　　佛子归依至尊的佛陀，便是要学佛所学，行佛所行，证佛所证的真理，依戒定慧三学而行。总括来说，不外止持、作持二门，七佛通戒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不仅含盖声闻戒，也包括了菩萨戒的三聚净戒，说明佛教的戒律不仅消极的禁止做一切恶事（止持），更积极地规范行一切善事（作持），净化自己，利益他人，就是当作而不为者也是犯戒。这是佛教戒律既单纯又广大的不可思议处。
　　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
　　《华严经》云：“戒为无上菩提本。”学佛无非是欲求无上正等正觉，而持戒是菩提的根本，也是迈向解脱自在的法门。《佛遗教经》说：“若人能持净戒，则能有善法；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戒律的精神在自发心的清净受持，在于实践，因为持戒是修行一切善法的基础，也是一切修行的根本。
　　戒律的精神是慈心不犯，是以法摄众，是因果不爽，是忏悔清净。佛陀常自言：“我不摄受众，我以法摄众，我亦僧数。”重视戒和同修，以身体力行来体现真理，庄严戒律。
　　以法摄众：《大涅槃经》卷六云：“诸比丘！当依四依法。何等为四？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世间行政机关遵守“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法官审判时享有“自由心证”的司法独立；英美法庭有“衡平原则”的妥协正义；佛教则注重“依法不依人”的尚法精神。佛陀在世时，以真理教导弟子，维持正法；佛陀灭度后，指示弟子依法不依人，以戒为师，因为法性即是如来法身的体现。
　　慈心不犯：戒律的受持固然是基于信仰而来，但是根本还是出自不侵犯他人的慈悲心。因为我持戒清净，他人不必担心受到我的侵犯，能予他人无畏施，故五戒又称五大施；因为我持戒不侵犯而尊重他人，便能避免触犯刑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慈悲心的培养要从“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做起，因为一切众生轮转六道，经历百千劫，皆曾互为父母，彼此有恩，因此由慈心的培养，才能彻底的戒杀止恶，促进社会的和谐，达到真正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因果不爽：经上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因果的业律是很现实的，如是因即感如是果，是必然不爽的。此种业报思想对身心的规范，远超越法律条文有形的束缚。
　　忏悔清净：世间法律对犯罪的矫治途径，有处以死刑、徒刑、拘役、罚金、褫夺公权、没收等。例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三百二十条规定窃盗者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这些方式无非是透过国家法律的强制力，来达到惩恶向善的作用。
　　但是佛教戒律除了至重的波罗夷罪不通忏悔外，犯了过错，只要在僧团中透过布萨、自恣的羯磨法，真诚勇敢的发露，如法的忏悔，就可以得到清净。这是给犯错的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做到实质的更生保护。
　　戒律与现代法律的比较
　　世间的法律，强调罪刑法定主义，只规范人们外在的行为，因此对于心意犯罪的矫治和犯罪的根治，常有无力之感。佛教则强调心为罪源，重视身口意三业的清净，从心源导正偏差行为。刑法上虽也规定“作为犯”、“不作为犯”，但只是狭义地就犯罪行为的型态来区分，不如佛教戒律的止持、作持广摄一切善恶法。因此，佛教戒律与现代法律究竟有何异同，如何补法律的不足，可从下列的比较作概括的认识：
　　五戒与刑法：五戒，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等五种戒法，为戒律的根本，故称“根本大戒”。在僧团中，犯了杀、盗、YIN、妄四重戒其中任何一条，如同死刑，无法再共住于僧团，也就是要被逐出僧团，取消其出家资格。五戒也可以说是世间刑法的总摄，以目前在监服刑的受刑人而言，大都是触犯五戒。譬如：杀人、伤害、毁容、殴打等，是犯了杀生戒；贪污、侵占、窃盗、抢劫、绑票等，是犯了偷盗戒；强奸、嫖妓、拐骗、重婚、妨害家庭等，是犯了邪YIN戒；毁谤、诈欺、背信、伪证、倒会等，是犯了妄语戒；贩毒、吸毒、运毒、吸食烟酒等，是犯了饮酒戒。这些罪行都离不开五戒。
　　清规与民法：“民法”指的是规范人民私人生活关系的法律。佛教律法中也有生活的规范，但要全然区分戒律中的民法和刑法规定并不容易，因为两者常相含摄。但可以“共住规约”为代表，如佛制的六和敬法及中国化的丛林清规偷兰遮与未遂：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遂犯之处罚，以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未遂犯之处罚得按既遂犯之刑减轻之。”这是刑法赋予法官减免刑责的自由裁量权。这项政策的规定，旨在鼓励犯罪行为人能即时回头，切莫一错再错。佛教也有这样的慈悲方便，如道宣律师《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偷兰遮一聚，罪通正从，体兼轻重，律列七聚，六聚并含偷兰。”这主要是针对触犯将构成四波罗夷重罪而未遂的诸罪所说，期使透过量刑的减轻，发露忏悔，还得身心清净。两者的立意是相同的。
　　心意与犯意：刑法对犯罪的构成要件，以犯罪行为人行为当时的故意、过失来作为量刑的判断标准，如故意杀人者与过失杀人者，其刑罚就不一样；对于事后自首、悔过者，刑法第五十七条列有科刑轻重的标准，并得酌情量刑。佛教戒律因犯罪型态不同，也有种种规定，以比丘戒为例，有八类戒条、五等罪行、七项罪名、六种果报之别，这与世间法律因所犯罪刑不同，所判罪名不同，情况是一样的。
　　佛教非常重视心意犯罪的轻重，每一条戒相之中皆有开、遮、持、犯的分别，犯同一条戒，因动机、方法、结果等的不同，导致犯罪的轻重与忏悔的方式也不同。如杀人时要具足“是人、人想、杀心、兴方便、前人断命”五个条件，才构成不可悔罪，这与刑法因重视犯意和犯罪事实而制定的犯罪构成要件、阻却违法要件的道理是相同的。但是佛教心意戒的积极意义，在要求个人自发地观照身口意的起心动念，防范不法于念头起时，较世间法更为彻底。
　　发露与自首：僧团每半月举行“布萨”，读诵戒律，问各自有无犯戒，已犯戒者，立即当场发露表白忏悔，以恢复身心清净。“自恣”是在每年夏安居的圆满日，诸比丘集会，随他人之意，举发自己所犯的过错，请大众评断规诫，并当众忏悔，求得清净。布萨中的出罪，类似刑法中的自首；自恣中的举发，类似检察官检发犯罪。由举罪与出罪可以看出佛子对自己言行的负责态度，与僧团戒律及大众对犯错者的宽容性，使犯戒者能勇于认错，获得清净，维护僧团的清净和乐。如此的自发清净心，是世间法律所望尘莫及。
　　羯磨法与诉讼法：国家法律的公信力，靠公权力来维护，当个人权益或国家、社会权益受到侵害时，可透过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的程序来伸张正义。佛教为维护僧团的清净，也有一套简单又公正的诉讼法，就是羯磨法的僧事僧决。
　　羯磨法是佛教的会议法，用以授戒、说戒、忏罪及处理僧务，六和僧团得以清净便是透过羯磨法来达成。如法的羯磨法必须具足四个条件，即法、事、人、处都合于该项羯磨的规定，例如：出僧残罪属于众法忏，须于二十位清净比丘前忏悔，经过如法的羯磨，才算是忏悔清净。并配合灭诤法的运作，共同确保僧团的和乐清净。
　　羯磨法的种类有单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其中白四羯磨即三番羯磨，指于重大决议案时，先作一遍宣告，再作三番宣读，每读一遍，向大众征求同意一次，必须众中默然无议，议案才能成立通过；这与现代法律立法的三读通过，颇多类似共通之处。而三番羯磨法早在佛陀时代就已经制定了，可见佛教教团是非常注重民主精神和大众意见。
　　佛性与平等：世间以法律来保障人的平等自由，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讲平等，他在菩提树下证悟时作狮子吼：“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广泛指出一切众生皆具平等无差别的法性，人人都能成佛，这种真正的平等并非透过制约而来，自然比世间法更彻底。因为佛陀不仅阐述了宇宙的真理，更希望众生都能了解自己内在的潜能，开发佛性，人人做自己心中的尺量，得到究竟的解脱。
　　业力与证据：世间的法律，事事讲究证据，有理无证据还是不免被冤枉，条文虽然多如牛毛，却仍然无法规范无穷的人事，达到毋枉毋纵。但是佛教在业报的定义之下，大家受报的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做了善事就有善报，做了恶事就有恶报。虽然也有人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不过，在法律上难免有些特权；在业力的前提下，善恶业报，绝无特权可言。
　　日本有一位大臣楠正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后来在执行时留下“非、理、法、权、天”五个字，非（是非）、理（道理）、法（法律）、权（权力）、天（因果）的意思是，是非不能胜过道理；有理的若不合法，理也不能胜过法。若调查一下囚犯的犯法事实，则知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犯下滔天大罪，都不合道理；只是你虽有理，却不能胜过法律。法律虽然大公无私，但是却有些人仍然可以大弄权术，钻法律的漏洞；不过，不论权术的力量再大，终究逃不过因果业报的制裁，因为业报是公平的，人人机会均等，不管你如何灵巧，如何聪明、善辩，终究必须接受业报的制裁。所以，法律有冤枉我们的时候，历史有辜负我们的因缘，但是因果绝对会给我们公道。
　　佛法与国法：刑法中，对于藏匿犯人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佛教虽然讲慈悲，但却不包庇犯罪者。例如优婆离有一次曾问佛陀说：“佛陀！犯了国法的人，我们可以接受他出家吗？”佛陀回答说：“优婆离！国法的合不合理，那是人民与政府的事，假使犯了国法，在没有宣判无罪前，僧团不可以接受他出家。”这是佛陀对国法的尊重，因为出家是出三界之家，并未出国法之家，仍然受到国法的规范。
　　佛法与世法有时是不免相左的，究竟何者较为殊胜呢？有些行为从世俗法上看是恶事，可是从佛法上推敲却是善事。譬如杀生本来是犯罪的，但是为了救生而杀生，以杀生为救生，是菩萨的慈悲方便权智。释迦牟尼佛过去因地修行时，为了救五百位商人免于强盗所害，兴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心，而杀一恶人。像这种慈心而杀，不能以一般杀生的尺度来论断他的罪过。五代时的一代宗师永明延寿禅师，未出家前，身为库吏，曾未经朝廷批准，用官钱放生，救济灾民。在当时，侵夺公款，律当处死，但在临刑时，面无惧色，行刑者追问其详，他坦然地回答：“动用库钱是为了放生救民，自己并没有私用一文。”吴越王受其感召，终获无罪释放，准其出家为僧。世法毕竟是人所制定的刻板条文，未必能切合实际的需要，适时维护人民的权利；而佛法的真理却是恒常不变，依之而行，能真正的导正人心，利益社会大众。
　　佛陀入灭以后，戒律一直是维系着教团的慧命，如《菩萨璎珞本业经．大众受学品第七》说：“一切众生初入三宝海，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修学佛法必须守戒，就如同进入国家、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其法律一样；而佛教戒学则更具有持身处众、增进道业、趣向无上菩提的殊胜作用，能除一切大恶。戒为一切诸善功德的住处，不持戒，则世间有漏善法也难以成办，所以持戒是人生向上的起点，是佛子修行佛道的根本。
　　世间法律虽然已由“报复刑”转成“教育刑”，但其治疗社会病态的效果，因为不能直指病因，对症下药，仍不如佛法的潜移默化。乱世用重典，虽能恫吓于一时，却不能杜绝犯罪于永远。唯有公正、公义、爱、慈悲，才能改善社会风气。今日佛光山推动慈悲爱心列车和慈悲爱心人等运动，就是希望号召全民的力量和觉性，达到“心灵净化，道德重整，找回良知，安定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提倡受持“五戒”，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自发的受持五戒，一个人的人格道德就能健全；一家都能受持五戒，一家的人格道德都能健全；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都能奉持五戒，那国家的安和乐利，世界的和平，人间净土的完成，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