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禅宗心法及其与西方冥想观的异同
近几十年来西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物质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使一些人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反而产生了焦虑和忧愁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因此，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使人们摆脱烦恼，求得内心的平静。他们从东方宗教特别是禅宗里寻找解决心理问题的药方，创立了研究平静的心理机制、本体论意义和达到平静的途径的理论体系。美国精神病医学专家贝诺瓦（Herbert Benoit）博士说：“禅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宇宙观’；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体系，不如说是为实践而成立的一种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做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他们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成立了一些禅坐中心和心灵研究所，对人们进行冥想训练，用于开发心理潜能和消除病人的焦虑症，甚至将冥想和医疗生理疾病结合起来，试图用冥想的方法治疗绝症和慢性病。这些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把禅宗等同于冥心闭目的静坐或沉思默想，其实并没有把握住禅的实质。本文拟就西方冥想观和禅宗心法作一些比较。
一、工夫与见地
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旅游、酒精和药物都无法使人们排除烦恼，要达到真正的解脱，只有冥想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纵使你能成功地应付生活，仍然会有一些无助、迷失、受挫的痛苦和失败的心理区域存在。冥想能帮助你走出这些区域，并趋近于你实有中心的宁静区。
冥想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客体上面，排除所有其他的思虑、感受、声音；有的是诵念咒语或播放音乐；有的是想象一些使你觉得轻松、愉快的景物或事情；有的是通过调整呼吸来进行冥想；有的是让思想顺其自然地进行，只须做意识的旁观者，既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干扰或中断思绪。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觉地引导人的心理活动，让思维或感觉专注某一方面，最终达到心理上的宁静。平常人的念头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没有片刻止息下来，要空掉念头除了用一念来牵制万念以外，别无其他途径。因此静修需要讲究方法，进行专门的训练。佛教用“禅定”来命名静修。禅定的“禅”是印度梵语“禅那”的转音，禅那的中文意译中“静虑”，后来取用禅的原音，加上一个译意“定”字，便成为中国佛学的禅定，佛教对禅定有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它按禅定功夫的深浅，将禅定分成四禅八定等若干个层次，在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介绍了各种修持禅定的法门。冥想的方法皆来自于佛教修习禅定的法门，例如声音或想象的冥想来自于密宗，观照念头的冥想来自于禅宗，呼吸的冥想与天台宗有关。
禅定是佛学修习的基础。佛教认为宇宙万有和生命的根元是清静光明、吉祥圆满的东西，佛学称这种东西为“如来藏识”。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如来藏识的现象。如来藏识既然是寂然不动的本体，何以会有丰富多彩的生命现象？佛教认为这是由众生的业力决定的。一切众生由于思想行为善恶程度的不同而沦为不同的生命现象，今生今世的生命现象是由前辈子的思想行为所造成的业力决定的，而今生今世的思想行为所造成的业力又决定了下辈子的生命现象，个体的生命永远在各种生命现象中轮回。学佛修道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周而复始的生命轮转的圈子中走出来，重新回到清静光明、吉祥圆满的本体。由于人的思想意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主体、客体本来就是虚妄不实的，所以宇宙万有和生命的根元不能用习惯的思想意识去把握，而必须从内心寂静上去做工夫，才能了解生理和心理的作用，和周围的客观世界一样变化无常、虚妄不实，以此节节求进，最终证到宇宙人生最初的究竟。学佛的人必须研究自己，以自己的身心作为实验的对象，从自己的身心入手去求证宇宙万有和生命的根元。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正是看中了佛学这一实证的特点，把禅定从佛学中分离出来，力图将禅定与现代心理学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能进行心理实验和实际操作的技术。
禅宗的宗旨是不立文字，教外别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与基他佛教宗派不同，后者一般具有经典作为根据，而禅宗则以心地法门作为它的显著特征。有些学者以此为根据，认为禅宗是反对参禅打坐，也反对从文字上学习佛教佛学。释迦牟尼当年在灵山会上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并不是不要文字经教，而是要打破执着文字经教的风习，防止把佛经变成思想，而不注重修证的功夫。因此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中不但不能得出禅宗反对参禅打坐的结论，反而表明了教理与实证并进的重要性。
禅宗修证不能脱离禅定，这可以从禅宗的一些公案得到佐证。开创中国禅宗的菩提达摩，梁普年间来到中国，梁武帝迎入宫中问法，不能领悟，菩提达摩便渡江北去，“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禅宗二祖神光“少则超然， 博极载籍，尤善老庄，后览佛乘，遂尽弃去，依宝静禅师出家，遍学大小乘义，年三十三返香山终日宴坐又八年，于寂静中……。”禅宗四祖道信“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六十年……。”从这三则公案不难看出禅宗祖师非常注重禅定修习，在禅定方面有较为踏实、深厚的功底。禅宗中确有少数人抓住了禅宗的机锋转语，将它推向极端，出言吐语之间，幽默俏皮，朦胧暧昧，以为这便是禅境。这种思潮并不代表禅宗的主流。由于他们既不讲究禅定工夫，又否定了教理的作用，被禅宗大师们斥之为狂禅和口头禅。
禅宗修证要以禅定为基础，但又不归结为禅定。禅定不是佛教独有的法门。远在释迦牟尼创立佛学之前，印度其他宗教就有类似禅定的静修法门。在中国，静修也是儒家、道家修身养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按止、定、静、安、虑、 得依次渐进的六个层次，对静修与起用的关系作了简明扼要的提示。从思想意识集中一处入手，到心境专一的定力自然成熟，身心处于宁静安谧状态，最终在日常生活中起用，拿得起，放得下。《大学》把静修与身心修养，身心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东汉末期小乘禅观的修行方法传入中国后，在道教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道家一改利用外药金丹以求长生不老的方法，修炼朝着锻炼精神魂魄的方向发展。
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把冥想当成是医治人们心理烦恼的灵丹妙药。然而冥想果真有这么灵验吗？人的心理难于平静，多半与物质欲望有关。由于物质欲望的驱使，人的脑海总是掀起一阵阵的波澜。如果心理结使没有打开，冥想过程中，人的念头便很难集中一处。而且冥想只占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冥想结束后，人们回到现实生活中去，烦恼又会重新袭来。因此冥想和酒精、药物一样，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冥想的修习必须和世界观的转变配合进行。和其他佛教宗派相比较，禅宗突出了见地在修证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归纳学理，注重一心修证而融通教理的工夫。为了说明见地与工夫的关系，我们来看一则禅宗的公案。
马祖在寺里打坐，禅宗六祖的得法大弟子怀让看出这位沙门是个法器，便问：你在这儿成天打坐图个什么？“图作佛”，马祖回答。怀让拿了块砖，在马祖坐禅的庵前磨。马祖问道：你磨它干什么？怀让禅师说：磨作镜子。马祖便说：砖怎么能磨成镜？怀让说：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作佛？马祖一听，便问：那怎样才行？怀让禅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一头牛驾车，若车子不动，你是打车子，还是打老牛？”这话把马祖问住了。怀让又说：你学作禅，还是学佛？“若学作禅，禅非坐卧，若学作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这一席话使马祖茅塞顿开，心意超然解脱，从此追随怀让大师，待奉九年。
在上述公案中，以牛比喻人的心理意识，以车比喻人的身体。禅坐要求思想专一宁静，可是身体不听你的使唤，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安静不下来，念头此起彼伏，这时该怎么办？是从调整身体入手？还是从调整人的心理意识入手？因此禅定工夫的发展不只是打坐就能解决问题，还需要有见地的配合，还有一个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你的禅定工夫长进了，如果教理不明，不但无法证到宇宙万有和生命的根元，而且可能走到外道禅和凡夫禅的邪路上去。
二、禅坐与生活
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千方百计从禅师修证经验中寻找能用以冥想的方法。然而他们并没有解决冥想结束以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怎样继续保持平静心态的问题。如果说在禅坐过程中，思想要平静下来已经很难了，那么在生活中要保持平静超然的心态就更难了。佛学与禅的实质并没有把参禅打坐与现实生活截然分开。参禅打坐是在修持，行住坐卧也可以修持。
在释迦牟尼创立的佛学体系中，人生观和本体论是统一的。佛学的本体论范畴往往具有人生观的意义。宇宙万有和生命的根元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金刚经》中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宇宙的本体是无形无相的， 人们没有办法直接把握住它，只有通过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的相对性来把握。因此佛学的道理不能到神秘的彼岸世界中去求证，而必须在现实的此岸世界里领悟。释迦牟尼倡导的大乘路线是心出世与身入世的统一。对人世间的一切不贪恋，又不逃避人世间的现实生活，在人世间作救世济贫的工作。
禅宗继承了大乘的修持路线，禅宗大师一般具有济世化众的悲心，不同于小乘禅者的厌世主义。对于住在寂灭清静的境界上的避世隐士，禅宗斥之为“担板汉”（用一个肩头背一块木板走路的人，只能看到一边）。与佛教其他宗派相比较，禅宗更强调把学禅、学佛贯穿于禅坐以外的日常生活的事理中，从起心动念之处求证形而上的本体。但是大多数禅宗大师并没有否定禅定的作用，而是要破除执着禅坐，脱离生活的习气，达到坐禅与生活禅的统一。例如在马祖的公案里，怀让禅师说：“禅非坐卧”、“佛非定相”，禅并不局限在行住坐卧的某一个方面，生活中到处都有禅意，佛也没有固定的相状，不应执着于某一个方面而偏废了另一个方面。怀让禅师并不是说不要禅坐，而只是说“若执坐相，非达其理”；“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这就告诉我们，执着于禅坐的相状，没有达到问题的究竟；佛是无相的，如果认为只有打坐才是学佛，这不仅不能成佛，反而抹煞了佛学的真谛。总之，禅宗的人生观要求人们立足于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从事利他事业，又不图任何回报，能利用一切事物又不为物欲所缠缚，内心世界总是悠闲自在。例如法融禅师，在开悟之前躲在山里整天静坐，被人称为“懒融”，后来经过禅宗四祖道信的开导悟了道，亲自为听他讲经的徒众化缘，每天背负粮食，往返山下山上八十里。
三、渐修与顿悟
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禅宗大师已经发现了人类意识中的无意识领域。只不过人类意识中的无意识的东西不是生理的本能和欲望，在人类意识深层的、更具有实有意义的东西是平静剔透的意识流。实存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说：人同时生活在三个世界的形态中，即周围世界，现在世界和内在世界。周围世界是客观世界，你在周围世界中的身份犹如一物。当你如一名待医治的病人般的自我呈现，或者当你是一家公司的组织制图上栩栩如生的一员时，你就假定身份为一客体。现在世界是你的社会世界，你和相处的人有关系，你扮演的角色通常属于现在世界。你是一个人，能做这种事而不能做那种事，是儿女、丈夫、妻子或情人，从事教员、推销员或赌业工作，是一个迷人的或随和的、慷慨的或吝啬的人，是一位好主人、好朋友、好同事、或一个坏人。只在周围世界或现在世界的向度中体验自我，就成为一具机器，或一个角色。为了完美起见，你须体验你的内在世界。“内在世界预先假定自我意识、自我相关性，是人类唯一的现在……”只有通过冥想，才能与内在世界接触，将内在的你从你自己的知识理念上拯救出来。因此冥想是思维活动的停止，是纯粹的领悟。
虽然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看到了开悟与静修的内在联系，但是他们所说的开悟仍然与禅宗的顿悟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把冥想过程中产生的宁静愉快的状态误认为是悟道的境界。实际上从佛学的观点看来，由禅定而产生的清静境界并不是形而上的本体。《楞严经》说：“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这就是说，即使能够灭掉五官感觉、知觉的作用，只守着幽闲、空洞的境界，仍旧是心理意识的幻影，还是虚妄不实的。此外他们把冥想过程中产生的幻觉，看成是找到了一种把握外部世界的全新的理解模式。罗洛梅认为冥想产生的各种体验，“不是唯一的主观体验，它毋宁是我们从其真正理想上，了解了真实世界的基础，我们在其上建立关系的基础。”〔12〕在静修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幻觉还是在心理意识里打转，还没有达到对形而上的本体的认识。《楞严经》里用“五十种阴魔”来描述在静坐过程中身心变化的各种境界，以说明它们都没有达到对形而上的本体的把握。
由于禅定工夫的长进、头脑中恶习的弃除都不是一朝夕就能完成的，所以佛学上的顿悟必须与渐修相互配合。佛经历来把顿悟与渐修看成是相辅相成的。佛教的重要经典《楞严经》说：“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弟尽”。佛教的另一部重要经典《楞伽经》用陶器制作、万物生成、技艺学习等过程比喻渐修，用“明镜顿现一切色相”、“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相”来比喻顿悟，说明渐修与顿悟在学佛修证过程中都是缺一不可的。前面谈到马祖在怀让禅师的开解之下，顿然而悟，这表明即使有深厚的禅定功底，如果没有领悟的配合，不用说证到宇宙万有和生命的根元，就是要把禅定的工夫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都很困难。然而也必须看到，马祖在未悟之前已经做过一段长时间的禅定苦行工夫，没有这个条件就无法言下顿悟，况且马祖悟后还侍奉怀让九年，随时锻炼所悟的道果。类似马祖的情况，禅宗公案不胜枚举。禅宗二祖、法融禅师都有与马祖类似的经历。即使像根器较利的、顿宗的创始人慧能，在开悟后，还避居在猎人的队伍中，修持了15年，才出来弘扬佛法。
在科学史上，许多科学家的顿悟与禅宗大师的开悟有着相同的认识机制。一般说来科学家的顿悟有这么几个特征：1.科学家的顿悟要以扎实的知识功底为基础，在顿悟产生之前，科学家已经对某一问题的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2.顿悟经常是在科学家从事与研究无关的活动中产生的，这可能与科学家摆脱了原有的心理定势有一定的关系。3.顿悟是在刹那间产生，往往需要有与研究无关的事物或偶然事件作为诱导因素。4.科学家的顿悟通常只是找到答案的关键和新理论的核心，要对顿悟的成果进行检验，并将新理论的核心部分扩展成整个理论体系，仍然需要长时间的理论研究工作。
总结以上的讨论，禅宗心法不拘一格，体现了高度的智慧和灵活性。它既不抛弃文字经教，又反对将教理变成脱离实证的学术思想，注重教理与修证的配合；它既以禅定为基础，又反对执着禅坐的相状，主张在行住坐卧的起心动念之处求证宇宙的本体，从平凡的生活机趣领悟玄妙的宇宙和人生的真谛。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吸取了佛学与禅宗关于禅定的理论，使之成为能与现代心理学结合，能医治心理疾病的实证科学。但是他们忽略了禅宗心法中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禅定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禅定所能完全包容和解决的。
禅宗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但是禅宗毕竟是佛教的一个流派，具有宗教文化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虽然它在表达方式、教育方法和修持路线上具有独特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改变了佛教的基本精神。这一点是我们研究禅宗时必须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