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政府对五世班禅暧昧的及不得力的支持，以及前藏的达赖系统对其有意的排挤，加之五世班禅本人主观上的原因，其僧人气质远远大于政治家的气质，导致了在五世班禅时期，尽管扎什伦布寺的属寺和属民数量急速增长，但扎什伦布寺本身的僧侣人数却减少了一半，达到了历史最低的奇怪现象的出现。
　　五世班禅罗桑益西(1663—1737年)生活的时代，是西藏地方历史上波澜壮阔、纷繁复杂的一个时代。在短短的70多年间，西藏不仅出现了三个达赖喇嘛，而且也成为一座硝烟不息的战场：固始汗入藏、第司·桑结嘉措与拉藏汗兵戎相见、准噶尔入侵、噶伦内乱等，一系列对西藏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而对五世班禅来说，他也先后受到清政府册封、扩大辖地、屡次招请等殊宠。同时五世班禅的青壮年时代正是西藏宗教领袖频繁更换或不能主事的时代(五世达赖圆寂时，班禅19岁；第司·桑结嘉措向全藏宣布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时，班禅34岁；其后六世达赖两易其人；七世达赖13岁才从塔尔寺入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按照常规，承接四世班禅开创的有利局面，同时依恃清政府的支持，这应该是一个五世班禅有所作为、扩大本人及整个班禅系统影响的时代，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请看以下的几组数字：
　　四世班禅圆寂时(1662年)，扎什伦布寺共有僧侣5000人，楼房3000间，属寺51处，僧侣4000人，谿卡16处，牧区有部落10余处。
　　五世达赖时期(1617—1682年)，扎什伦布寺共有2500僧人，居民500户，每年收入粮食2600克(1克约等于28市斤)。
　　到五世班禅圆寂的1737年，扎什伦布寺有属寺327座，僧侣共13，671人，属民6752户。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时，扎什伦布寺的僧人又恢复到了四、五千人。
　　从这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扎什伦布寺的僧人数在惯常情况下总保持四、五千人左右，但在五世班禅时期，尽管扎什伦布寺的属寺和属民数量急速增长，但扎什伦布寺本身的僧侣人数却减少了一半，达到了历史最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首先，五世班禅时期，扎什伦布寺属寺和属民的增加，是寺属谿卡增加的结果。1706年，拉藏汗为了使格鲁派寺院，接受他所遴选的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不仅给三大寺送了许多谿卡，而且还将“达纳仁钦则全部牧区和列普的全部农牧区、涅日地区的庄园百姓等划归扎什伦布寺”。1719年左右，准噶尔将领策凌敦多布把后藏仁钦则宗本的庄园、百姓和江孜章子宗本的庄园、百姓，一律赠给班禅。1728年，清世宗又把扎什伦布寺以西一直到阿里地区，全部划归班禅管辖，但班禅只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3个宗。随着这些宗和谿卡归并扎什伦布寺，在这些土地上的寺院、属民也就属于扎什伦布寺了。此外，寺属土地的增多，也增加了扎什伦布寺发展属寺的空间和经济实力，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问题就出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作为寺院的主体——僧侣会锐减呢？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以找出此反常现象的原因。依据上面的史料，我们不难看出五世班禅时期，班禅系统的寺庙和僧侣人数，增长主要集中在1706—1728年之间。而这段时间也是整个格鲁派实力大增的主体时期。根据《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叙述，1694年，格鲁派僧人数为35，087人，到1733年，这个数字猛增至356，230人(其中达赖系统342，560人，班禅系统13，670人)，增长了整整10倍。但在这段时间，甚至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即从四世班禅圆寂时的1692年到1733年，班禅系统的僧侣仅仅由9000人增至13，670人，不到两倍。所以作为格鲁派的另外一大活佛系统——班禅系统，在格鲁派整体实力突飞猛进地增长时，其实力的增长速率与整体实力的增长，是极不匹配的。不仅如此，在格鲁派的其他两大寺院——哲蚌寺、色拉寺的僧侣人数分别增至4200人和2850人的同时，班禅系统的主寺——扎什伦布寺的人数还在缩减。这只能说明，在这一时期班禅系统的整体影响力在下降。因为僧人人数的下降，至少说明了僧人对扎什伦布寺，及当时的班禅系统的一个态度问题，而“一个人对某事物持什么态度，取决于该事物在个人心目中的评价，该事物对个人意义的大小以及个人对众多价值的择优选择”。此外，从个人的、局部的因素来看，虽然僧人是社会生活的脱离者，但是宏观地来看，僧侣依旧生活在社会中。尤其在17—18世纪的西藏，兵灾不断，寺院成为那些无力自保的农奴们的避难所。对于那些穿梭在各个寺院间的绝大多数下层僧侣来说，信仰的牵引绝对是其次的，哪里能提供最大可能的保护，哪里能赏给他们最多的酥油、茶叶、糌粑、银钱，他们就投向那里。而藏传佛教寺院对僧人的去留问题又无明确的限制，这一传统甚至保留到了近代。对此，近代学者作了这样的描述：“凡蒙古、青海、西康以及其他各地来藏学经之喇嘛，径投扎什伦布寺而不入拉萨三大寺，或曾入三大寺又转本寺，均无不可，悉听个人自便，并无限制。”由此，五世班禅时，扎什伦布寺僧侣数量反常地缩减，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他的影响力的问题。由拉藏汗选定的、经过五世班禅多次肯定的“六世达赖”益西嘉措，居然遭到三大寺上层的反对，就是很好的例证。
　　为什么四世班禅一度成为格鲁派领袖的局面，到五世班禅时却急转直下呢？这里存在着种种诱因：
　　首先，清政府对五世班禅的支持是暧昧的、不得力的。尽管目前大多数藏学研究者，在提到1713年班样受册封时，都会有类似的评价：从此，班禅的宗教地位得到确认，历代班禅接受中央册封遂成定制。但是，这项举措的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甄定，因为就整个班禅系统而言，清政府的这次册封无庸置疑具有重要意义，即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但对当时的五世班禅而言，这次册封除了受到认可之外，别的实际意义并不大，甚至还将他置于一个更为尴尬的位置。因为终五世班禅之世，清政府还先后册封过其他四个政教领袖：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同年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在册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其职权为“作朕屏辅，辑乃封圻”；1691年，清政府册封第司·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教宏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1707年，册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这四个封号都有着或长或短的定语，以界定受册封者的职权所在，总的来看，达赖喇嘛和桑结嘉措为管理宗教事务的领袖，固始汗和拉藏汗为管理行政事务的领袖。唯独五世班禅的封号为“班禅额尔德尼”，基本上只是简单地重复了固始汗在1645年赠与四世班禅的称号“班禅博克多”。而同样是来自于蒙古统治者的“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前，却被至关紧要地加上了“所领天下释教”的词语。这就使得五世班禅的地位，因受册封而在西藏显得更加微妙和模糊起来：同一个时代所有受中央政府册封者都有明显的职权所在，而五世班禅没有。1728年9月，清政府又下旨将扎什伦布寺以西一直到阿里地区。全部赏赐给班禅管辖，但班禅只是勉强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3个宗。这次清政府试图用提高五世班禅的经济地位，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但由于清政府将政治上的册封和经济上扩大辖区这两条措施分开实行，就使得这种支持的力度明显减弱，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差强人意。五世班禅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下，贸然接受这些封地，必然会卷入到与达赖系统的纷争中去，所以他只接受了三个宗，而坚决拒绝了其他地区。
　　此外，拉藏汗在仓央嘉措圆寂后，拥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支持了拉藏汗的行动，他不仅前往布达拉宫为“灵童”授戒、剃度、讲经，而且还上奏朝廷，言称“波克塔胡必儿汗实系达赖喇嘛，我始为之安置禅榻，非敢专擅”。但是这一“灵童”遭到青海和硕特部的台吉门及拉萨三大寺的宗教上层的反对，他们在理塘又另外寻访到了一“灵童”。清政府一时难以决断。1715年，朝廷特意派人前去班禅处再次询问达赖之真假，结果“据班禅称里塘胡必尔汗是假”(《圣祖实录》)，青海蒙古诸首领闻讯，力请亲自前往五世班禅处询问，清政府便命阿齐图等召集青海蒙古左右两翼诸贝勒、台吉会盟，并在会盟处将班禅送来的印文示众。经过这一番沸沸扬扬之后，1720年，清军在驱逐了侵藏的准噶尔军之后，又正式册封里塘的灵童格桑嘉措为“宏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这就等于清朝政府不承认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再次被置于尴尬的地位。
　　由此可见，清朝前期在处理班禅系统地位问题上，中央政府始终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大方针，甚至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在态度上也就显得审慎、犹豫不定。一方面，面对西藏动荡的政局，清政府始终试图将五世班禅作为一张替补牌，在关键的时候打出去，以替代或暂时替代达赖执掌西藏地方的政教；另一方面，由于清朝建国之初就先后经历了三藩之乱、准噶尔内侵等事件，所以清政府对西藏最大的要求就是一个“安”字，为达到这一目的，清廷又将自己支持的重点放在深受蒙古请部拥戴的达赖系统上(尤其是五世达赖喇嘛，因为他的前世是蒙古后裔，按照活佛转世理论，五世达赖只是他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所以这一系统更让蒙古诸部众感到亲切和自豪，成为极有亲和力的一面旗帜)。尽管在众多战事平定之后，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转为“分而治之”，一再强调达赖、班禅政治地位平等，但这种平等既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又没有历史传统，因而显得虚浮不实。五世班禅时，班禅系统影响力减弱的第二个诱因，便和五世班禅本人息息相关。综合各种史料，尤其是根据《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的详细记述来看，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身上的僧人气质远远大于政治家的气质，主观上他不热衷于政治，从而导致客观上他不擅长于政治活动。沿着他的政治活动轨迹，不难看出五世班禅在面对一些重大的政治纷争时，都力图置身事外，息事宁人。对于他的这一个性特点，如能和四世班禅稍加对比，则会更加一目了然。
　　首先从社会活动能力来看，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在入主扎什伦布寺时，当时该寺只有一个寺属谿卡，他便四处化缘，不仅得到了一些谿卡，增加了寺中的收入，而且还化得大量的铜铁、金叶，为扎什伦布寺修建金瓦殿。同时，在西到阿里，南到门隅，东到工布的广大地区，他的足迹无所不至。班禅个人的活动能力在一个严密的、能自动运转的下属组织(如班禅堪布会议厅)未建立之前，对于扩大整个班禅系统的社会影响极为重要。而在处理一些重大事件时，譬如与藏巴汗斡旋、派人与固始汗联系、派使北上与满清统治者通好时，四世班禅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格鲁派内部，四世班禅在一段时间内还出任过色拉、哲蚌两寺的赤巴，数次主持了拉萨祈愿大法会，为扎什伦布寺修建了一座专修密法的“阿巴扎仓”，并仿照拉萨大法会建立了扎寺自己的“默朗钦默”法会，所以在这个时期，班禅不仅成为格鲁派的实际领袖，而且对扎什伦布寺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后世班禅的尊重。但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五世班禅这方面的能力，是无法与其前任相提并论的。他一生的活动轨迹基本限于拉萨和扎什伦寺之间，并不热心于游历各地，扩大个人影响。此外，1728年清政府宣布，将扎什伦布寺到阿里的地区划归班禅管辖时，他当场婉言谢绝。如果说其他的事是五世班禅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这件事上，“当场”二字则体现了他的个人意愿。假如五世班禅欣然同意，那么清政府这次扩大班禅辖区的企图很可能成功，因为当时西藏驻扎着入藏平叛的12000余名清兵，七世达赖也奉旨将移往理塘，但五世班禅以一个僧人的心态，拒绝了这一有利于班禅系统，但又有可能留下遗患的举措，充分反映了他的一种避世心态。但这件事却对班禅系统以后的历史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我们姑且不论面对得而复失的利益，当时扎什伦布寺僧众对五世班禅是否有微词，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扎什伦布寺的寺属土地从此时起，基本上再无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此后不久，清朝在西藏正式建立了以达赖系统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后世的班禅想再扩大属地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五世班禅时期奠定了班禅系统的经济基础，而这一基础无疑是薄弱的——3个宗、5个相当于宗的大谿卡、68个中谿卡、20万克耕地、26个牧场、2万多头牲畜。构成其主体的3个宗，就是清政府在1728年划分的，这些只相当于达赖系统所占属地和牧场的十分之一。由五世班禅时所定格下来的整个班禅系统的薄弱经济基础，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对清政府而言，从乾隆四年起，清朝就有意“册封达赖、班禅分治卫藏”，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行的《藏内善后章程》开首又称：“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这种人为地从政治上拔高班禅系统的地位，使之与达赖系统平等的目的只有一个——分权，但没有对等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分治卫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清政府的治藏策略在此受到弱化，清政府不得不推出第三个角色——摄政来平衡西藏的权利体系。其二，对班禅系统本身而言，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一旦和达赖系统发生矛盾，示弱的只能是班禅，这也就是九世班禅远走内地的症结所在。
　　其次，在对待清廷延请其晋京一事上，五世班禅也是一昧的息事宁人，避于是非之外。后世史家对第司·桑结嘉措是否阻挠五世班禅赴京各执一词，笔墨官司不断。如收录于《藏学研究论丛》(第1辑)中，李凤珍所写的《浅析第巴·桑结嘉措与噶尔丹和拉藏汗的关系》及张松操的《关于评价第巴·桑结嘉措之争议存疑》，两篇文章都认为桑结嘉措没有阻挠班禅晋京。而冯智发表于1998年第4期《中国藏学》中的《五世班排未能晋京原因探讨》以及苏发祥著的《清代治藏政策研究》都认为五世班禅未能成行，完全是第司·桑结嘉措从中作祟。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桑结嘉措阻挠班禅晋京是无庸置疑的。其中最简单的一个例证就是：当桑结嘉措闻听，康熙帝延请五世班禅赴京面君的消息后，立即派亲信卓尼直隆给班禅送了一封信，信中说，“皇帝为内地佛教和众生着想，尤其是为黄教的发展，请最高活佛去北京作为皇帝的国师，理应前往。但因未出痘，不宜出行。请你自己向钦差们说明。”《班禅额尔德尼传》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在此不一一赘述，因为本文论述的重点不在于此.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是，五世班禅本人对此事的态度问题。桑结嘉措对五世班禅的阻挠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阻挠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康熙几次派使召请班禅之时，也正是达赖汗入藏主事之时，清政府当时在西藏推行的是“以蒙治藏”的政策，因而达赖汗决非俯就桑结嘉措之辈，最起码二者的力量是足以抗衡的。而达赖汗是支持五世班禅晋京的，1696年他曾上书朝廷曰：“为召喇什龙布班禅事，臣致书两次，以为当行，而彼竟不从，伏乞睿鉴”。此外，从1694年康熙首次带口谕，希望五世班禅入京面晤到1699年停止召请为止，据笔者粗略统计，其间共有8拨钦差面见过班禅，但班禅只字未提第司阻行之事(否则就不会发生康熙帝为此事，数次斥责桑结嘉措，而后又任其数次狡辩之事)不仅如此，五世班禅还上书替桑结嘉措开脱。1697年，他就请钦差回奏皇帝：自己是因未出过痘不宜去北京，并无别人阻拦，请皇上息怒。由此可见，五世班禅在处处揣测和迎合桑结嘉措的意愿。这反映了他的一个性格特征，即遇事躲让，不愿深陷政治漩涡。身逢乱世，这个性格特征导致他没有起到与自己身份相匹配的作用，从而降低了个人的威信。清朝统治者深谙班禅的这一特性，因此在1713年的册文里称其：“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1728年，噶伦之乱后，岳钟琪、查郎阿等人奏陈办理西藏事宜十项折，在折中他们曾建议让达赖喇嘛离开西藏，请五世班禅到拉萨主持黄教日常事务，雍正当即批示道：“此不可者，班臣(即班禅)驻前藏可以不必言及。当年达赖喇嘛旷座数十年未行者，此番亦当暂如前安置，或徐徐另议尚可。”五世班禅不愿更多地涉足政治，想必也是雍正作此决定的原因之一。
　　五世班禅时，班禅系统影响力减弱的第三个诱因是，前藏的达赖系统对其有意的排挤。其实这种排挤远在四世班禅晚年就开始了。《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在《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32年条中有这样的记述：此前拉萨大昭寺由扎什伦布寺派热绛巴曲贝管理，因经济利益等问题与拉萨地方首领发生矛盾。索南饶丹(也叫索南群培)和哲蚌寺派人到后藏向班禅额尔德尼和第司·藏巴请求，由第司·藏巴批准，哲蚌寺派代表接收了大昭寺的管理权。《西藏通史简编》在提到这件事时说：从表面看，双方意见是一致的，但实际上班禅大师对第司·索南群培十分不满。尽管索南群培是固始汗所任命的第司，但他也是哲蚌寺的强佐，达赖喇嘛的管家，所以是达赖系统的代表。这件事只是达赖系统排斥班禅系统的第一步：将扎什伦布寺的势力从前藏清除出去。双方争夺的第二步就是在后藏地区扩充彼此实力。四世班禅时，曾几度游历后藏。公元1616年，应阿里地区僧俗代表之请，班禅步行一个多月前往阿里地区传法，沿途为成千上万的印度、尼泊尔及西藏香客说法，收纳部分僧人为徒并授戒。固始汗击败藏巴汗后，“把日喀则周围数十个宗的地方划归大师(指四世班禅)管辖，以作僧众的供养”。这样一来，对达赖系统而言，后藏成为其影响较弱的地区，于是他们在政局稳定下来之后，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643年，索南饶丹再去后藏时，提出将日喀则、协噶、拉孜三地交给第巴·吉雪巴(此人为拉萨地区的一个领主，是前藏格鲁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管辖，达赖喇嘛没有同意。索南饶丹坚持己见，仍按照他的安排行事，固始汗也对此不满，打算返回青海。因固始汗不满第巴·吉雪巴控制后藏大部分地区，吉雪巴只好交出对日喀则的管理权。囊索诺布尔接任日喀则宗本，人称第巴·诺布尔，成为格鲁派中的另一股势力。1659年，达赖系统终于和第巴·诺布尔兵戎相见，诺布尔很快失势，五世达赖派人前去接管了其属地。这件事表面上看和班禅没有关系，但是，《西藏通史简编》中的记载一语道破其中的机关：“第司·索南群培十七至十八与班禅大师之间，一段时间以来，关系不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事件的矛头都是指向班禅的，更何况他们的争斗中心是日喀则。此外，1644年左右为后藏寺院登记造册。更为重要的事，从五世达赖起，开始给一些寺院、活佛、僧人、贵族赏赐土地和属民，或赐给整个的谿卡，这项工作到桑结嘉措时还在进行，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其范围仅限于拉萨三大寺。这就导致直到民主改革前，在班禅的管辖中心——日喀则，达赖系统在属民、土地等方面也拥有相当的实力。不仅如此，在处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时，五世班禅也被排斥在外。例如对五世达赖的“匿丧”，桑结嘉措在1698年的奏书中称：“如前所述，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匿丧出于无奈，甚至亦未禀报班禅大师，万望皇上谅之”。再加上第司阻止五世班禅赴京，这些都造成了班禅系统和达赖系统无形的隔阂与对抗。而长期与第司·桑结嘉措争权夺利的拉藏汗，“他自己信奉的上师是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和第一世嘉木样协巴阿旺宗哲二人”；准噶尔将领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时，抢劫三大寺金银供器送往伊梨，但他却亲往扎什伦布寺拜见五世班禅，还赠给他一些谿卡。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分歧和隔阂。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三大寺和五世班禅在对待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态度上的迥然不同，甚至公开对立了。在这种无形的对立中生活的五世班禅，自然难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起到他本应起的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 《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